反思历史 正视现实 切实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全国共运史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0月16日至19日在春城昆明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共运史学会主办、云南省社科联、云南省科社学会、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140名专家学者与会。     

童子习礼:明代社会中的蒙养礼教

明代社会的儿童礼教是一个攸关儿童个体、家族与王朝治道的重要问题,通常在家庭、社学中广泛展开。儿童所习家礼、乡仪、学礼虽多取自先儒经典,但无不依照儿童心智做了通俗化转换,呈现出诗礼交融、相辅相成的社会礼教景观。明代儿童习礼的普遍性、日常化进一步促进了儒家礼仪的庶民化。     

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

清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文教为先”的政策,是清朝治理南方民族的重要政策之一。本文对清朝“文教为先”政策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作了追述,对具体措施即提倡土司子弟及土民入学,广设义学、社学、新学,设立书院及府州县学,开科举之门、培养土司地区人才等作了全面具体的研究。还作出了“文教为先”政策有利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南方民族造就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才的评价。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大庆市社科工作大事记（2005年4～5月）

4月23日市图书馆学会在万宝、龙南社区举办“世界读书日——享受阅读,开创精彩人生”宣传活动。共展出各种读书500余册,近千人次的读者到现场参加活动。4月23日市检察学会、市检察院在市区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这次活动共展出宣传版15块,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市检察学会秘书长任明来等20多名同志参加了活动。     

明中期社学不盛的地域性考察——以南直隶江阴县为中心

明代嘉靖年间,江阴《县志》纂修者注意到,具有官方背景的基层教育机构——社学发展薄弱,因而怀疑本地文教不振。实际上,明代科举社会中,以教化为主要功能的社学已不能成为社会蒙学教育的主流,而江阴地区在宋元时期形成的良好蒙学教育体系,又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明中期江南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社学寄存基础的里甲制被破坏和以基层民众为主体的社学生源因贫困日益流失,加速了江阴社学的衰败。江阴社学只能在部分有识官员的支持下短期复兴。江阴社学的兴衰是明代江南地区社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江南地区社学呈现出“短兴长废”的发展态势。      

元代"社学"与现代"职业农民"教育

元代农业职业教育超越了以往"农官劝农"的传统模式,在吸收历史经验基础上,诞生了"社学"模式.元代"社学"是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农民教育的创举.元代"社学"组织形式尤其是教育与生产的双重属性,普教与职教的双重教育,农师与经师的双师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教法等对于现代"职业农民"教育均有借鉴意义.现代"职业农民"教育必须依托自身文化的土壤,在总结与发展历史经验过程中完成时代的建构.     

论明代社学与学校教育

明代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在此前提下,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均为官办学校。以往史学界对明代基层社学的论述总的倾向是社学游离于官学之外,我通过对明代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社学是明代官学系统的最基础部分,它对于准确理解《明史》所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学兴衰及其原因的个案研究 ——以山西高平县为例

元明清三朝,高平社学屡修屡废,清中期后又出现了义学化趋势.高平社学兴修的背景是,朝廷的诏令及地方官对诏令的回应,社学的义学化则是朝廷、地方政府改变社学发展颓势的不得已选择.高平社学的发展背景、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普遍指示性,从中可以管窥元明清三朝全国社学兴衰历史及其原因.     

论明代肇庆府蒙学与蒙师

明代国家重视教育,在全国各地城乡基层社会积极倡建蒙学机构。有明一代,肇庆府见诸地方史籍家乘的蒙学机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地方官员倡建的社学;一是由村、联村或者地方宗族、乡绅创办的乡塾或家塾。蒙师多由致仕官员,或者潜心学术不求仕进者,或者家境清贫、在及第之前设塾馆授徒的生员和童生,以及屡试不第的老童生等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