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之分析

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均为西方人文领域的重要思潮,对学术界和社会各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的交汇点在于共同致力于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因而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是,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诸多显著差异,以故对其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冬天里的那个童话

正我的"树世界"春暖花开那一年我十七岁。父亲有了外遇,每天不见人影,母亲成了祥林嫂,整日以泪洗面。偶尔俩人见着了,便是火星撞地球。我成了沉默寡言且极度自卑的女孩,除了坐在课堂上规规矩矩地听课,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发呆。母亲恨恨地骂我,这家里一个犯了走马星,日日不着家,一个就成了哑巴。她抓不到父亲,把恨与怨气全撒到我身上。     

伴君不应不慎

正当权者,尤其是手握大权的高官,切莫得志便猖狂,为所欲为,置国法于不顾,置百姓苦难于不顾。任何时候都该有个做人处事的尺度。"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是从"伴君者"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可谓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他称得上是著名的伴君者。张居正是明代万历年间赫赫有名的人物,尽管此时的明朝吏治腐败已达于极点,贿赂成风,朋党成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朝廷却熟视无睹,官吏更是横行无忌。张居正在这种混乱的     

“被缚者”说

正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社会的因素更强大了。社会够混杂,杂到他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圈里人预言他将不再持守,此去经年,他,还在——这里的"他",我以为,应是泛指,那大概可指中国当下任何一个执着于教育者。当然,教育和社会天然有着密切之联系,我们理应希望两者的良性互动,既成就教育,也成就社会。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社会、教育彼此的某一面向成为对方的负累。但是,它,还是出现了!而,他,正在经历——     

从鲁迅到贾平凹——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叙事的历史变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贯穿着与疾病有关的身体经验和文学修辞。鲁迅与贾平凹都是有着丰富的患病体验,并对疾病问题进行了深切表现的作家。从鲁迅到贾平凹,对疾病的书写从科学化到神秘化,从"祛魅"到"复魅",从崇尚科学理性到注重文化民俗。透过从鲁迅到贾平凹的疾病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中医与西医的争论、科学与迷信的纠缠,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消长起伏的一个面向。     

形象的祛魅——论本雅明的视觉思想

视觉文化转向使视觉形象日益成为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形象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它拥有光韵。光韵具有不可接近的神圣性、此时此地的本真性和凝神静观的视觉性。在本雅明的形象思考中,以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是一种形象被"祛魅"了的艺术,即"后光韵"艺术。"形象的祛魅"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形象的去神圣化,即打碎笼罩在形象周围的神圣光环,使其人性化、世俗化;二是形象的去审美化,即打破美的形式规范,使形象变形、扭曲、夸张,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片段的、谜一样的视觉形象"。     

老子的以屈求伸之身道及其体现

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决定了老子的道与其说是一种思知的"有无之辨"的道,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屈伸之间"的道,它使自身最终通向的并非是西方式的去伪存真的真理形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以屈求伸的生命辩证法。这种生命辩证法,不仅以一种"显微无间"的方式使诸如弓箭意象、水的意象、龙的意象以及势的意象这些中国文化中的"典型意象"成为可能;也以一种"体用一源"的方式,使以屈求伸的精神贯彻在从武术、军事、政治到文学艺术等中国古代的实践领域之中,从而以其身、道的完全合一使中国文化彻底实现了从原始的神秘主义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这一神的祛魅化的思想转型。     

新媒体时代文学创作的困境与出路

新媒体的出现,为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但在这种“另类的繁华”之下也出现了文学经不起阅读、文学韵味和审美淡化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新媒体时代文学写作本身已经遭遇“祛魅”的过程,同时,作家在市场、利益等多元因素的驱动下,丧失了艺术创作必要的坚守与根基.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目前遭遇的困境归咎于技术与市场,文学的困境实质上是人性的困境.因此,对于文学的拯救,便也只能从人性的救治开始.     

论海外华人网文中的感伤情结与忧患意识——以“寒胭”作品为例

海外华人的网络写作越来越普遍,大多以非功利的＂民间＂立场、＂性灵性＂写作特点与多元文化视角独树一帜。网名＂寒胭＂者写作中对家国文化传承、城市现代化进程、人性变异与现代人精神实质的追溯与揭示颇具代表性,其感伤情结、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体现于哀国、殇城、感人、忧世四个方面。此类写作的意义在于,当一个民族身为＂弱国＂的历史未过百年,被强势文化浸濡的现状尚在延续,物质的发展建构在一定道德文明代价的付出之上,而多数人已在现代化进程中麻痹自满时,作为愈是远离而乡情愈重的海外儿女,他们的民族危机意识对＂人的存在＂与＂现代化＂真正涵义的质询与考辨,无论是对于祖国民族道德传承,还是精神物质文明建构,均有着弥足轻重的镜鉴意义。     

“双向祛建制性”与乡村天主教血缘家族一体化——来源于冀中赵村田野经验的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像欧洲社会那种瓦解替代血缘家族组织的社会后果,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与血缘家族组织发生了特定模式的融通。对此,本文通过呈现生活于河北赵村骆姓天主教皈信者,对其血缘家族关系与天主教教友的双从身份关系的一体化处理过程,来展现他们身为教友又属同一家族的事实。并认为,总体性公共秩序的民族国家转型,对均具有政治潜能的传统家族与制度性“教会”所进行的双向消解的祛建制性过程,提供了这种一体化的制度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继承19世纪末以来由强大行政力量推动现代化特征的当下国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设计仍将起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