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宋太祖诞生神话表微

两宋典籍所载宋太祖诞生神话,其五个主要情节除了必不可少的感生元素,显系因袭前代帝王而造作,其主体部分“胞衣如菡萏”及“异香”的情节,则是中古时期极为发达民俗信仰“莲花化生”的反映.由这一诞生神话包含民俗信仰色彩的独特性格,以及宋初的政治情势,可知其流布于太祖登位之初.五代动荡造成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顿减,后周灭佛运动则留下了宗教恐怖的氛围.与之匹配的是带有佛教色彩的宋朝开国神话大量涌现,宋太祖诞生神话为之代表,并与之共同形成宋初政权重建合法性信仰的最初努力.     

中国上古神话体系重建的方法论反思——以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为例

20世纪以来,面对残存于汉语典籍中的神话"碎片",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重建,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是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从当时盛行的"人类心智共通说"出发,导出世界神话普同的结论;归纳其他民族神话的情节结构,进而"还原"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从学术反思的立场看,茅盾上述方法有一定局限,它与其说解决了中国神话难题,不如说缓解了当时知识界的焦虑。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小学语文不仅侧重对学生读与写的能力培养，还指导学生在语文的长期影响中提炼关键内容，锻炼学生阅读、理解文章的能力，同时为其他学科的学习夯实基础。因此，建议教师转变传统教学方式，将注意力从分数上转移，重点加强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提升语文教学的课堂效率。     

地望纷争背景下的“神话主义”——以武功后稷神话研究为对象

后稷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并由此延伸出后稷感生神话的存续形态、变迁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陕西武功地区秉持传统的"陕西关中说",地方文化学者因其所处场域而凭借惯习来选择策略,积极通过地方文献整理、古迹修缮、著书立说等活动建构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物象叙事、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地方文化学者书写区域史的知识生产过程造就了后稷神话在地望纷争背景下的多元传承形态,形成了"神话主义"的一个特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一方水土养这一方人,一方人必讲这一方水土"的颇有反思意味和探讨空间的知识社会学命题。     

美国南方文学中的旅行载体及其现代性隐喻

南方是美国地理和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区域,总是与落后的种植业、内战的惨败、贵族的没落等意识联系在一起。面对以火车和汽车为代表的工业现代性的渗透,以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和弗兰纳里·奥康纳为代表的南方作家表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态度,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对旅行载体的选择上。留恋南方庄园生活的福克纳,总是试图用马匹和马车去抗拒以汽车为代表的现代性;自幼随母亲走南闯北做生意的沃尔夫,喜欢火车的速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与南方传统的现代性疏离;被残缺的身体所束缚而且笃信天主教的奥康纳,对汽车怀着赞同与否定的暧昧心情,汽车在她的笔下既是运动的便捷载体,又可能成为宗教信仰失却下的暴力犯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