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思考——从山西票号兴衰看金融协调的重要性

从研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史入手,抓住业务创新与社会需求的协调、客户定位与经济形势的协调、内部竞争与外部依赖的协调以及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的协调这四个方面来阐述和归纳金融协调在山西票号的兴盛和衰亡两个重要阶段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挖掘金融协调的重要性,并分析得出金融协调的三大原则,即坚持数量发展与质量发展的统一、坚持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统一的原则和坚持金融动态效率与静态效率的统一的原则,最后得出结论,并引发对现代社会金融协调重要性的思考。     

论中国故事再造的一种艺术模式——从晋剧《日昇昌票号》的艺术与人文价值说起

晋剧《日昇昌票号》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将沿茶路巡回演出。通过讲述清道光年间平遥西裕成颜料铺大掌柜雷履泰在镖银被劫后,首创金融票号日昇昌的故事,反映了晋商勇于创新、以义制利、在商言利而不唯利的儒商精神。作为新编历史剧,它不仅艺术上有创新,而且人文价值更突出。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讲好晋商故事等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又一方式。     

中500万后的24小时

21：30给彩票中心打10次电话确认中奖彩票号码和领奖方式。结果：被彩票中心的小姐警告，再敢骚扰，她就让110来抓我。     

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 ,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 ,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山西票号与近代社会信用

山西票号是银行,但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银行,而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或封建社会末期的早期银行;换言之,山西票号应是封建社会末期高利贷性质的早期银行.票号所提供的存、贷、汇、兑等业务应属于银行信用.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与其他社会信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员工持股制度探源——从晋商票号的身股制说起

中国古代的商人,虽地位卑微,却在赚取利润、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开创了近乎完美的运作方式,其中有些制度今天仍在广泛使用,比如类似股份制、集团经营、连锁经营等。他们虽然缺少现代经营学说的理论指导,但却丝毫不能掩盖智慧的光芒。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山西票号中广泛采用的“顶身股”制度,这与现代员工持股制度异曲同工。当前,我国的企业发展中激励需求与现有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一方面企业在发展中人才需求受到制约,另一方面,相当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如何协调两者,是企业发展不容忽视的难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票号中“身股制”——这一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企业制度。     

票号的兴衰

票号完全是清朝的产物，而且和清朝同时衰亡。关于票号的起源，说法很多，比较可信的是发源于目升昌颜料铺的说法。据说在乾隆嘉庆年间，有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所贩颜料中，有铜绿一种，产于四川，因自往重庆制造铜绿运到天津。当时现银的运送，数目多的则由镖局保送，但有时仍有被劫的事，雷履泰于是创办汇兑的办法。后来就改称票庄。     

山西票号习惯法的特点及价值

在晋商习惯法的基础上,山西票号习惯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在国家法之下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以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为表现形式;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持了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作为清代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票号习惯法不仅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保证了票号的发展与兴盛,而且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并为当代人的法律思考与实践提供了参照.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山西票号人才培养模式探微

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没落于辛亥革命之后,历经百年,曾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山西票号在取得辉煌成就的100年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金融人才。而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与其在人才的引进、选拔、培养和使用方面,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