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的社会文化探源

我国古代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合流,产生了侠义公案小说。本文对合流的原因作了探讨,指出读者审美心理的转变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内在推动力,而清官和侠士在职责上的认同和职能上的互补则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现实基础,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则为侠义、公案小说的合流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荒唐军阀韩复榘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生于河北霸州东台山村的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喜欢读《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他主政山东期间,常以“青天”大老爷自居。始终亲自审问案件,自订法律,草菅人命,公开声称“我的上下嘴唇一碰就是法律”。韩复榘审案时,所有犯人都带到堂前,由司法科长和军法处长分别介绍案情,韩有时追问两句,有时一句也不问。高兴时便回头问站在一旁的记者:“我问得如何?”记者总是回答:“主席问得很好。”韩听完一个,便举手加在额上,闭目沉思片刻,然后他的手就由上而下一抹,如往左摆就是表示开释的意思,执法队随即给…     

论元杂剧中的“小人”形象

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为我们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正面的君子,也有反面的"小人"。元杂剧中的公案剧和爱情婚姻剧中的"小人"形象众多,贪官污吏,权势豪绅,地痞无赖,毒妇等等"小人"层出不穷,有贪财的、有贪色的、有贪权的,产生在元代社会大环境中的这些"小人"也必然有其特殊性。     

本质与诠释——论禅宗对“本质”的解释进路

为了让人认识到对"自性"的发现就是存在的本质发现,禅宗用了种种说教方法,让人相信这个本质,以破除心灵的遮蔽.禅宗将直说、直显、机锋等说明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种种语言修辞形式,都在于开启自性或本质.其中"机锋"是解剖心灵症结的手术刀,"公案"是启人开悟的好教材,棒、喝、动作、形象等具体方法更以"别传"的形式打开了通向本质认识的方便门.从现代哲学的眼光看来,禅门的一切手段都在于消解主体的习惯性思维,消解语言的障碍,以期来到心灵自在状态而让"本质"自动呈现,在生存现实中直接实现真相观照.     

论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

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满足了文本的叙事需要,契合了特定时代大众的审美情趣,达到了娱目悦情的审美功效。小说用以神为戏的叙事态度,来迎合大众的审美娱乐心态；鬼神果报故事,体现抑恶扬善的大众审美价值取向和公案小说特有的伦理教化意义。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表现了特定时代读者(听众)的文化接受心理,宣泄了群体社会成员普遍的情感,给大众提供了一个表现内心愤慨和娱乐情趣的机会。     

论《水浒传》中的公案因素及其作用

《水浒传》不是公案小说,也不是公案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包含了丰富的公案因素。分析其中“公案”的内部构成情况、探析《水浒传》如何融合宋元话本小说中各种题材,以及进一步研究“公案”在《水浒传》中的叙事作用,对于研究话本小说如何过渡到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明代白话公案小说中判官形象的发展和演变

宋元话本到明代的白话公案小说,判官形象内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被否定逐渐转向被肯定;在小说中位置由边缘逐渐向中心靠近;由神逐渐下降为人;与案件当事人逐渐合二为一。文章从社会环境、民众心理和创作主体这三个方面剖析了判官形象发生变化的原因。     

流转带来神奇——程小青《霍桑探案》、高罗佩《大唐狄公案》论

本文论述了三个相关层次的问题: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和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是中国式的侦探小说和西方式的公案小说;他们这样创作是由于各自的文化、文学的"偏食"和"误读";"偏食"和"误读"是不同民族、国家文化、文学传播中的必然现象.     

试析梁漱溟之“九天九地”公案

1953年梁漱溟"九天九地"说无意间引发一桩公案,激化了毛泽东与他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此案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独立思维与中国共产党及新政府政治战略理念难以相容的历史事实。文章以这桩公案的发展脉络为基本线索,试图通过梳理公案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局势之间微妙的反差,进而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实际地位形成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