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保护与管理

本文对于当前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保护与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并给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供相关从业人员参考、借鉴。     

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戏走三家店

三家店我虽从未驻足，更谈不上深谙其中，但脑子里对三家店并不陌生。因总想来，便读了一些关于三家店的史料。我也曾在游历琉璃渠时，站在永定河南岸，向北岸的三家店久久眺望。我深知位于永定河畔的这个古村落曾是商贾云集的繁华渡口，也是通往山西、陕西、内蒙古的商道起点。史志记载，明清时期，这里聚集了200多家商号，有“京西第一村”之称。一些文字资料披露，如今的三家店，仍然遗存着煤栈、龙王庙、白衣观音庵、关帝庙铁锚寺、山西会馆等遗迹遗址。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论刘祁《归潜志》的史料价值

《归潜志》是记载金朝史事的重要笔记史料。该书作者刘祁在经历了金末的颠沛流离之后 ,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 ,详细记述了金朝中后期的社会政局 ,深刻总结了金朝的政治得失。此外 ,该书还收录了很多金人的诗文作品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金朝末年的士大夫心态。《归潜志》丰富的记述内容为修撰《金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因而 ,它也赢得了许多后世史家的高度赞誉     

竖起中华民族脊梁－从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说起

六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主要是取决于其开创性、史料性和现实性。刘大年的反侵略思想不是僵化的盲目排外，而是建立在长期的理论思索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上的自觉，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他反对在近代史领域美化侵略的言论，认为中国近代史归根到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即近代化问题与民主独立问题的民族运动。以史为鉴，新世纪初，我们仍要继续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     

简说李觏

李觏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尤其注重平民教育。他想要改革北宋的朝政，因为他未得机会进入仕途，所以无法实行自己的改革主张。胡适说李觏是王安石思想先驱，理由不充分。说曾巩是李觏的学生也无史料依据。关于李觏对孟子的非议，却反映了李觏对孟子的特殊看法。     

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及其学术意义

年鉴是工具书的重要类型之一。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阮湘等编的《第一回中国年鉴》。这是学界所知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文版《中国年鉴》。1921年英国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和1935年中国人自编和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在中国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20世纪中国年鉴的发展史，我们无法回避它们。本文试图揭开民国时期英文中国年鉴的一角，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以凸现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诗人总被状元累——文天祥前期诗歌创作琐谈

文天祥的前期诗歌创作多是题咏匆匆、酬应琐琐之作.这与他的状元出身及当时的一般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在当时社会普遍崇尚进士,尤其是状元的科举文化大背景下,文天祥也难以免俗而写作了一些无聊作品.如果不是遭遇世事板荡,国难当头的大变动,那么他也不过是位平庸的状元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