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哲学思想之于本体论语言哲学的解读

分析性语言哲学与本体论语言哲学同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但是,在这其中关于本体论语言哲学的问题更是引起多方学者的思考。本文利用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运用其语言哲学内容,服务于本体论语言哲学。     

传统文化的"始基"与"公理" ——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科学技术哲学的诠释

文章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科技哲学的诠释.希腊各流派的自然哲学可以概括为"始基演化说","公理"则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大厦的基础.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可以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始基".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性本善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亦即"公理",人际关系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实用主义是个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     

公理形式演绎:从形式句法到形式语义

现代语言研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形式化,而形式化的基础是公理形式演绎思想。分析公理形式演绎与自然语言研究的关系可以看出,由于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都具有递归性,因而用公理形式演绎的方法研究语言也就成为必然。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学应用公理演绎思想构造出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形式语义学则应用该思想为实际使用的语言构造语义的形式化表征。形式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所蕴含的公理形式演绎思想,代表着自然语言研究中的理性主义。     

毛泽东思想公理化理论体系论纲

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公理化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理论构建方法,应用公理化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是一种尝试。研究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三大公理;实际、理论、实践、群众、自己力量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概念;以此为逻辑推理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毛泽东思想的所有理论命题,建立起毛泽东思想公理化理论体系。     

笛卡尔著作中的“灵”“魂”之辨

“心灵”与“灵魂”在古代哲学中的含义及所指是不同的,但笛卡尔著作中却出现了二者混用的局面。不过,只要仔细检查这两个词出现在笛卡尔文本中的各种语境,就能发现,他主要用“心灵”来指称那个使人从事思考活动、可以与身体完全分离的实体,用“灵魂”来指称那个与身体结合在一起并且发生相互作用的实体。笛卡尔的身心观的革命性体现在他主张机械论的身体观。他不像古人那样认为灵魂赋予身体生命活力,不再视灵魂为神圣的永生的力量,他甚至尝试像展示机器运行那样解释灵魂如何驱动身体,这使其几乎将灵魂还原为一种物质器官。但是,笛卡尔不敢公然背离古典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他那里,指挥身体行动的灵魂最终没有与从事认识的心灵彻底脱钩,并且他还装模作样地响应教会的号召来证明灵魂不朽,这才使得他的著作中出现了“心灵”与“灵魂”混用的局面。     

实相与真理——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界构想及其源流

笛卡尔的思想客观上展现出理性与内在性世界之间的张力格局,并开始在这一张力格局下从一个确定的基点出发,探索一种合理而连贯的世界结构图景,这种工作方式使他真正成为现代哲学之父。这种张力格局虽然是近代真理观的基本背景,在康德之前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反思。德国古典哲学将立足点从人类理性逐步转移到世界结构本身,直至最后由谢林对近代理性的无限性提出根本质疑,这个过程塑造了现代思想的基本游戏场域。     

“我怀疑故我在”与“我思故我在”之区别

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在”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两个命题的共同之处是无需质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确实存在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论证的出发点、“我”的含义和论证的目的三个方面。明确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掌握奥古斯丁教父哲学和笛卡尔哲学思想的实质。     

从笛卡尔到马克思——近代主观能动思想的承沿与新生

笛卡尔的"我""我思"的发现标志着近代哲学的"主观""主体"观念正式建立起来.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中,从笛卡尔开始,哲学从本体论中心转移到了认识论中心.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继承了为近代唯心主义所发展了的主观能动思想,将其具体化为人的能动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将近代西方的认识论发展到实践论,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主体能动思想与认识论中心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扬弃与新生.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能兼容道德——从凯·尼尔森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谈起

马克思对待道德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方面声称道德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在其著作中充斥着大量的针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凯·尼尔森在驳斥马克思主义的反道德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情境主义的道德解析模式,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视为其道德社会学和其本人道德价值立场的有机统一体,为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与道德"的主题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模式。这不仅为一种合理的、非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可能性留出了空间,而且为我们构建一种与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道德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知识主体的突进与退隐:从笛卡尔到福柯

在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中,哲学家们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他们各自规范的知识观念所要求的必要功能。在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中,自然和客体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受到主要讨论,但没有明确地思考主体问题。近现代主体观的兴起所依赖的个体观念只是在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中才进入哲学传统。以个体观念为先决条件的个体责任的观念已然现身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对自我的直接诉求,天才般地开启了笛卡尔的"我思"观念的源头。由此形成的笛卡尔的知识主体,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论的假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康德有限度地追随了笛卡尔的主体观念,但把笛卡尔的作为消极的旁观者的主体改造成了积极的行动者。康德在知识观上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构成了随后德国唯心主义主体观的基础。整体上看,康德之后的主体观存在着一种越来越向笛卡尔的主体观和古希腊的主体观隐退的明显倾向,及至海德格尔后期和后结构主义,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了向古希腊知识主体的全面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