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左氏会笺》训诂术语浅释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人竹添光鸿对<左传>进行注释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搜览载籍,稽考诸说,折衷众家,深文以辨,审慎以断,守正创新,颇多所得.竹添氏在注疏中,大量使用训诂术语,释义明理.传统术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知和理性判断的科学自觉程度而且显示了他的学术继承性和创新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著中训诂术语的特点的归纳及含义和功能的分析阐扬,使人深入理解作者的疏解,并能全面把握其训诂条例,帮助正确认识其学术价值.     

《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以《诗经》“逑”“仇”为例

《毛传》和《郑笺》的训释常常有异。关于差异之由，前人多归因于郑玄据三家之说易毛。但现有研究已指出旧所谓之三家学说多有不可靠处，促使从新的角度思考差异之因。以毛郑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全面考察传世与出土材料，梳理“逑”“仇”的形义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可知毛郑异解实是缘于所据《诗经》文本不同所致，并受到了“逑”“仇”常用义项变化的影响。     

佳词醇雅 笺助风流——略论查为仁、厉鹗的《绝妙好词笺》

<绝妙好词笺>在南宋词传播链中,处于承上启下、"扬波传响"的关键一环.它的两位编撰者,在审美价值取向、人生遭遇和政治同情等方面,都与词作者、编选者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爱是我一生的信仰

1943年春天的重庆,战火笼罩下的歌乐山,仍然夜雨巴山,春意盎然。一天傍晚,王右家打扮一新,准备外出与罗隆基会合。这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正要出门时,她的好友杨云慧泪流满面地找上门,来讨要写给罗隆基的情书。惊愕之余,王右家还是淡定的,一如她一贯的优雅从容。她知道丈夫的情书就放在书房书橱第二个柜子里。只是她和他曾有约定,婚后要给彼此空间,对女人们写给丈夫的情书,她并不在意,从不翻看。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从《文选》书笺看建安文学批评之动因

从《文选》收录的建安时期书笺入手并结合相关史料,通过对当时文士思想与创作的深入考察,从三个角度探究推动建安文学批评发生突破性进展之动因。首先,书笺以其特有的文体优势成为建安文士沟通情感、对话思想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文学话题的讨论已包涵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雏形。其次,建安二十二年诸多偶然与必然事件的爆发对文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核心成员的曹丕在此复杂心态下撰文怀人,完成了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构建。最后,在群体性同题创作风气的影响下．建安文学批评形成了人化与对照的特有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促进建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之动因。     

《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

<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代表著作,人们习惯把<郑笺>与<诗集传>对立起来.但不难发现<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朱熹<诗集传>都产生了影响,<诗集传>对<郑笺>的继承较为全面,而最为突出的是,继<郑笺>文学质素的挖掘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对<诗经>进行文学诠释,此点成就最大.     

郑玄《毛诗传笺》置疑

《郑笺》较之《毛传》多所不同,孰是孰非应加以考辨。早在魏晋之间王肃与王基等人曾经展开“申毛难郑”与“申郑难毛”的论争。清代乾嘉以后,戴震、焦循、胡承珙等人以至近入黄侃、黄体叔侄,皆以审慎的考辨断定《毛传》胜于《郑笺》。故此支持以上诸家意见,摭拾其说略加爬梳,从六个方面对《郑笺》提出置疑,以为《郑笺》改易《毛传》,或主三家诗说,或主谈纬家说,大都是不足取的。因此昔日论者所谓郑玄推倒个文经学云云,恐不符合实际。     

论钱谦益、朱鹤龄杜诗笺注对宋注的使用

钱笺、朱注从杜注传统资源的挖掘入手,他们在校勘、注释中的进步,或是从前注的疏舛里参悟而出,或是凭借前注之成果向前推进.这样不仅很好地保留了旧注的精华、总结了前人的成就,而且以更为缜密的精神拨正了旧注中的讹夺之处,解决了杜诗学史上诸多疑问.在经历了元、明一段退却的时期之后,清初的社诗学者在前人已有的矿床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开掘,使杜诗笺注愈为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