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思考

建立健全紧急状态立法,不仅能防止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滥用权力,而且能确保人权在非常时期不受随意侵害,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时期实行法治的基础。本文在分析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构建完备的立法体系和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建议。     

《公共服务视野下的公共危机法治》述评

当国家面临各种政治危机和重大自然灾害的特殊情况，为保证政府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应对危机，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权益，需要有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或相关法规来规范危机防治行为。现代意义上的紧急状态法律源于“一战”前后的德国和奥地利，两者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应对制度，此后，英、美、法和俄罗斯陆续制定相关法律。     

民生至上:紧急状态下的宪法视角

法治国家在面临突发的紧急的危险状态下,遮蔽民生,限制和克减基本人权应当遵从一定的法律和准则。从紧急状态下的宪法视角来看,国民基本人权保障与受限,限制国民基本权利和相关人权保护的理据,应遵循紧急状态下公益性条款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原则、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原则、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受限的比例原则。     

论国家紧急权及其合理运用的制度建构

由于我国新修订的宪法已经引入了"紧急状态"概念,因此如何构建国家紧急权制度体系,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学理上看,国家紧急权是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为了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采取非常规的紧急对抗措施的权力。而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国家紧急权决不是一项不受限制的权力,它的行使应当在明晰的法律范围进行,是宪政之限权目标的一部分。因此,国家紧急权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它应坚持目的的合理性、手段的适当性、时间的有限性、启动的制约性等原则。     

苏联解体备忘录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由代总统等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该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21日晚，戈尔巴乔夫宣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先后被捕。     

面对政变,叶利钦通过互联网报信

二十多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强硬的保守派"软禁"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试图夺取对苏联的控制。然而,政变者在控制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机构的同时,却遗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让叶利钦得以将《告俄罗斯公民书》昭告全世界,致使政变流产。在此过程中,尚处于幼年阶段的国际互联网发挥了通风报信的作用。     

心理救助应在社区扎根

从科学角度来讲，人有郁闷、伤心，痛苦，生气等情绪时，应当发泄。宣泄出来，有利于生理和心理健康，也有利于减少矛盾的产生。“宣泄”就像“腹泻”，住紧急状态下应该赶快如厕。     

试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

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从敌人与朋友的界分来理解政治的概念,并提出了一种关注紧急状态的主权决断论.作为一名反自由主义斗士,施米特继承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由梅斯特尔、柯特斯等人所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堪称战后欧洲保守思潮的杰出代表.     

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

任何国家都已经没有绝对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都有例外规则,就是征收与征用.征收是国家强制收买个人财产,仍然是商品交换关系,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三项条件.征用是强行使用,并不发生任何权利的转移,是紧急状态下的特别措施.因此,我认为应把征收制度规定在宪法,把征用制度规定在紧急状态法,一定不能像现在这样合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