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与超越：《世说新语》“类书性”新说

《世说新语》产生于类书尚未真正兴起的时代,与类书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至于齐梁类书勃兴,而类书两大显著的特征,又恰与该书“纂辑旧文”“分门隶事”的撰述方式暗相契合。宋人误将其视为类书或类书之滥觞,应即着眼于此。然而《世说新语》在类目划分上以精神为旨归,而类书则泥于外在物象;在纂辑旧文时既述且作,与类书述而不作的纂述方式也迥异其趣。一度走向类书,又驾类书而上之,《世说新语》纂述方式的成功,正是通过对类书性的超越而实现的。     

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民国时期,国史馆设立与发展经历了曲折过程,以1917、1927、1937、1946年为节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在设馆理念、史馆地位、组织系统、职责范围、人员构成等方面均呈现不同时代特征,其间更交织着中西、新旧史学理念的碰撞和官、私史学的互动。国史馆虽在史料搜集、纂辑等方面做出不小贡献,但整体上成绩不彰,未能编纂出一部形制完整的民国史,充分折射出官方史学的衰颓。这主要是因为,以现代知识生产为依托的史学学科体系的逐步确立,使得以大学为中心的私家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官方史学则被迅速边缘化,而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干预以及经费的不足等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清代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探考

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的主要纂辑者并不是盛康、盛宣怀父子 ,而是缪荃孙 ;负责删定、增补与校勘者则是汪洵。“盛编”的纂辑、刻成时间也不同于一般所说 ,盛氏父子在序言中将基本成书时间说成经始时间 ,这样就掩盖了缪氏纂辑之功。从内容看 ,“盛编”纂辑时曾参考过其他几种《续编》。与略早刊行的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相比 ,“盛编”编辑思想稍稍落后 ,不如“葛编”更能反映时势变化 ,但它校勘严谨过于“葛编”,保存了许多史料 ,因而同样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再论章学诚探讨著作与纂辑的史学贡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补阙一则

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著作与纂辑区别的学者,并不是清代章学诚,而是明代谈允厚。章学诚的贡献在于,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对著作与纂辑二者关系的辩证认识。章学诚之所以能有此创见,主要是由于他能把个人的学术研究融入到时代潮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