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乡约有其时空性、价值性和法律性。乡约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内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文化原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理念相契合。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但至今仍有各种流变形式,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必有益于中国类型法治社会的建立。     

对马尔可夫测度的研究

给出了马尔可夫测度定义，讨论了马尔可夫测度的一部分性质     

权力监约机制研究

权力腐败乃不绝于史的一大政治顽疾。人类长期与之争斗的经验性总结之一就是权力监督制约理念之确立和相应机制之设置。在近现代社会 ,人民主权是权力监约的法理基础。人民主权在实现过程中表现为自治权和他治权两大形态 ,其中 ,自治权对他治权的作用构成了权力监约机制的核心。在我国正在展开的政治改革中 ,权力监约机制应贯彻变单向集中型为网络分散型的创新取向 ,方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     

几类矩阵的研究及其应用

对几类矩阵进行了刻划；对于非负阵谱半径的一个重要性质￣［１］，给出了新的简单证明；作为应用，得到有重要实际意义的某些类矩阵之逆的谱半径的界的估计。     

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和不可通约

费耶阿本德所讨论的相对主义已经与传统的相对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对相对主义的诠释在本质上是与他的不可通约的观点一致的。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和不可通约超越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绝对对立,同时也是后现代思想的源泉。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也是倡导一种文化多元论,对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略论侗族款约的当代价值——黔桂瑶族、侗族习惯法系列调研之五

侗族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素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尚,这与侗族历史上的合款组织及其议定的款约有着密切关系。侗族款约的惩治手段十分严厉,主要有抄家、进驻吃喝、开除寨籍、罚款等。侗族款约具有群众性、民主性、严肃性、无徒刑等特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研究、发掘和利用侗族款约的合理因素,有助于侗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实现;有助于侗族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有助于侗族地区村民自治工作的进行,降低司法成本,促进侗族地区社会稳定。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