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能否成为刑罚手段——“社会服务令”专家谈

新闻背景2002年10月16日,香港西区法院判定,香港艺员谢霆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被判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不用监禁,同时警员刘志伟被判6个月徒刑。谢霆锋的律师表示,谢霆锋患有哮喘,不适宜判入劳教中心。经过此事,谢霆锋已经深感懊悔,而且在这件事中已得到教训,愿意以后奉公守法,并通过社会服务作为补偿。裁判官判案时说,谢霆锋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严重,但本案相比同类案件,罪行较轻微;案件本来只涉及普通交通意外,但因涉及“顶包”要判处入狱,由于谢霆锋已被押监房两周,所以判他做240小时社会服务。新浪网对此评论说:有法律常识的明眼人都会知道这个判决是多么轻,轻得超过了在此案宣判前所有法律专家关于判决结果的种种假设……社会服务240小时算什么?跟“无罪释放”真的有本质区别吗?如果有一点点区别,那也只是在形式上前者判定罪名成立而已。     

《唐律》东传日本之原因探析

在中国四千余年的法制发展史中,《唐律》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仅为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而且在东亚诸国的封建法典中都可以寻觅其存在的痕迹.而在这之中,日本学习《唐律》无疑是最成功的,日本仿效《唐律》建立起了自己的律令制度,大大加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使日本稳速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日本选择《唐律》作为其进行律令变革的模范并非偶然,而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基于一系列因素深思熟虑的结果.     

律师调查令正当性的法理思考

因现行法律限制,律师调查权受到极大制约,妨碍司法正义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各地法院试行的"律师调查令制度"均缺乏法律依据,处于实践先行的尴尬境地.现阶段律师不可能享有强制调查权,但律师因客观情况不能调查取证时可以申请调查令.法院委托律师调查是合理的,律师是承担调查取证责任的合适人选.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论海事强制令的实施和执行

我国海事强制令制度中关于海事强制令的实施条件和执行措施的规定存在一些缺陷,在完善该制度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海事强制令的实施不应以被请求人违法或违约为条件,而主要考虑申请人是否有一定的胜诉可能并能够提供适当的担保,以及被申请人能够提供的反担保。对于海事强制令的执行,应从禁止被申请人变更系争物现状、命令或禁止被申请人为一定行为、禁止被申请人设定、移转或变更船舶上的权利等三个方面考虑。     

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在全面考察唐代太乐令、太乐丞的任职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唐太乐令和太乐丞均必须由精通音乐者充任.岸边成雄以为任太乐令不必通晓音律之说与史实不合.太乐令的职责是亲自参与朝廷的各种音乐活动,并负有管理乐籍、管理校定乐器、整理歌词之责.     

唐代典吏考

"典吏"是唐代官府职员的类属称谓,学界以往倾向认为其并未有特定所指。新出《天圣令·杂令》有关"典吏"的规定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新的切入点。唐代行用的"典吏"称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典吏"与"主典"、"典"等称谓意义一致,是对主要从事文书起草、文案检请等工作而有着各种名目的官府低级职员类属称谓。基层官府和新出使职官府相应职位以"典"命名,即"职典",是狭义的"典吏"。职典未有品阶,唐令以"其称‘典吏’者,‘杂任’亦是"对职典属性进行规范,确立了其在行政体制中与州县府、史、佐等杂任一致的职权与待遇。实际上,广义的"典吏"更为常见,成为文书运作高度程式化和官、吏分途日益明显时代背景的一项印记。     

北魏洛阳令的相关问题

洛阳令作为北魏洛阳的行政长官,肩负着维持京畿地区社会稳定的责任,因而在执政过程中,不避强权,严惩罪犯是其重要职责;同时,洛阳令还有救助弱势群体、上报辖区人口数量和征收赋税等职责,而参与朝政的权力,表明洛阳令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北魏末年,因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洛阳令的升、降职呈现出复杂化的倾向.     

论袁于令的小说创作观——从《隋史遗文》总评说起

袁于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但是,他的小说观集中在《隋史遗文》总评中.《隋史遗文》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一方面承认小说的虚构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批评大家相仿佛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强调小说的戏剧性,反对拙劣模仿旧作、名作.而由于评语出自作家本人之手,与文本关系密切,袁于令在评语中可以直接与读者交流,进行互动,从而引导读者关注情节焦点,接受他的小说创作观.     

《民法典》中人格权禁令的程序法定位

《民法典》第997条新增了人格权禁令制度,但没有明确该制度的程序法定位,从而导致同案不同审的现象时有发生。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行为保全说”认为人格权禁令即行为保全,因其忽略了两者间的区别而受到质疑。“独立程序说”主张建立独立的禁令程序,却陷入效率与公正的程序互斥悖论。“非讼程序说”要求以非讼原理构建人格权禁令程序,其虽能实现程序效率,但极易造成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失衡和法院禁令裁判权的失控。事实上,无论是基于法律文本的规范解释,还是出于及时保护人格权的功能考量,人格权禁令均只能被定位成暂时、附随和略式的诉讼程序,并应遵循行为保全的程序框架。同时考虑到人格权的特质,《民法典》第997条在申请时间、适用条件、担保必要性等方面对行为保全制度实施了适度改造,即人格权禁令是行为保全制度在人格权领域的改造性运用。在后《民法典》时代,《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衔接应充分利用既有的程序资源,实现程序创新与程序稳定之间的协调平衡。     

趣说古代交规

随着汽车业的“爆炸式”发展，轿车走进了千家万户，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一套套严厉的交规应运而生。那么，在没有汽车的古代，是否也有交通法规呢？答案是肯定的。早在唐朝时我网就有了指导交通和礼仪的文书——《仪制令》。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为：“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