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汉代《易》的承传与《易》学的演化--《两汉群经流传概说》之一

先秦<易>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汉初传<易>者继起,<易>学开始成为显通学派.昭、宣以迄西汉之末,今文<易>前后承传大畅其势,以孟、焦、京为代表,形成新的<易>学体系.东汉<易>学的演化表现在今文<易>学与谶纬的合流,以及古文<易>学的由微而显.汉代官学地位的确立大大推动了<易>学空前广泛的流传,而象数说的突出发展构成汉<易>主要特色.     

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发展

学校、科举制度是明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不仅对教育制度、取士方法、官僚构成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明代的学校、科举制度作为高度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以绝对统一的程式取士，禁锢思想，形式与内容上趋于僵化贫乏，不利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但同时学校、科举制度的推行，读书人数增多，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传播。     

论红学的边界性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被当成各种属性的文本，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被接受，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红楼梦》的阅读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边界性。这根源于文本《红楼梦》的边界性，它本身具有小说学、经学、朴学的因素。这种边界性正是红学的生机之所在。边界性不等于混乱与无充，从方法论看，红学具有两个世界；事实还原的世界和意义诠释的世界。     

《尔雅》在汉代的经学地位

在十三经中，《尔雅》是一个特殊的门类，它本属于传统小学的一个分支，但两千年来一直与经学交织在一起，随经学兴衰起落，究其原因其经学地位早在汉代就确定了。本文首次系统论述了《尔雅》在汉代经学阐释中的工具作用和解经功能，以及《尔雅》入经部附类的政治原因和经过，笔者力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全面、深透的探讨，给学界一个明晰的结论。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

清代乾、嘉、道、咸时代的今文经学,在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方面对古文经学展开激烈攻击。在学术上,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三传、《尚书》、《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了大量论证。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今文经学在诸多方面均与汉代的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