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绝交论》写作时间的考订及其意义

有关刘孝标《广绝交论》的写作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天监七年、天监九年两种观点。考察刘孝标在天监年间的行迹不难发现，天监十一年是刘孝标生平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界，他由之前的汲汲于仕途功名彻底转向拒弃名利、向往隐逸。这一思想心态的蜕变，是《广绝交论》一文的基本创作前提，该文即作于此年。     

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运动的肇因是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发生的排华暴行。上海各界组织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运动增添了薪火,上海各界将反日援侨会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虽然认为运动是民众爱国热忱的反映,但它站在行政机关的立场,需要面对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经济绝交运动的压力,在体认中国尚无力立即与日本开战的现实下,由对运动表示"忧虑"转向压制是其逻辑的合理展开。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应该说国民党压制运动及对日妥协有其现实上的无奈,但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声誉,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论析

学《与山巨源绝交书》是魏晋之际社会政治、名士思想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嵇康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处世原则、交友之道,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以及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在士人中的威望和影响。然而,嵇康却因此文被司马氏集团残忍杀害。那么,嵇康真的就因为可恶的政治或一己的任性而要与同游于竹林的有着相同旨趣的好友绝交吗？当然不是,而是好友之间通过所谓的绝交来表明自己的心智、向往。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     

"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势力的双重觉醒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趋势.国难当头,中间势力实现了民族、民主意识的双重觉醒,他们对日经济绝交,主张抗日救亡,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走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

对日绝交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一直的呼声,国际联盟内关于中日战争讨论的进展是南京政府将对日绝交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契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及伍朝枢曾对绝交利弊进行过仔细分析。驻日公使蒋作实公开反对对日绝交,蒋介石认为此时对日绝交显然是弊大于利,不愿实行。其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从“不抵抗,不交涉”,渐渐转向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广绝交论》新探

南朝刘孝标的<广绝交论>是一篇奇文,<南史>认为此文意在讽刺到溉、到洽兄弟,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从"兰台聚"诸子与任NC038的交谊及任NC038卒时他们的官职、地位、处境来看,能够并应该伸出援手的不仅是到氏兄弟,而且还包括任NC038在世时与其相交颇深的一大批士人,梁武帝和沈约也在其中.因而,<广绝交论>针砭的主要对象,是齐梁时期的炎凉世风,而不仅仅是个别人士.<广绝交论>之所以入选<文选>,主要原因不是刘孝绰在其中的作用,而是其本身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五卅运动中的提倡国货与经济绝交

在五卅运动中,提倡国货与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英日在华企业与对华贸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对中国民旅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关税不能自主,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镇压,这项斗争未能长期地坚持下去.     

简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代表的上海中、下层商人充满了期盼与希望.力主中国与会,乘势一举实现收复国权、废除二十一条的目的.会议期间则以函电、游行等方式对中国代表进行有力声援,会后协力开展筹款赎路与抵货运动,表达了中下层商人以和平示威为手段、以经济绝交为策略维护国权的理性诉求.但中、小商人的力量有限,国民外交终究难以解决国家外交层面上所应解决的问题.     

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难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各界民众掀起规模颇巨的经济绝交运动。天津商人的经济绝交运动不如上海等地激进,呈现出较大的被动性。津商与其他抗日团体之间,趋同与离异并行不悖。商人对"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贯穿于整个运动期间。只有体悟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特殊境况,方能理解其悖论性表现。商人既为苟苟营利之徒,此乃他们的职业特征,同时又往往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国民身份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