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内设机构膨胀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中国大学的内设机构一直在膨胀之中。由于发展的驱动、办学资源的诱惑、现代化产生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大学不断成立一些新的机构。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大学为了自身的合法性,成立了与政府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内部机构。同时,模仿性机制导致大学间相互的模仿和攀比,从而使不同类型大学的内设机构全面膨胀。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汉初政治统治刍议

昙花一现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中很快就偃灭了。继起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以刘邦为首的汉军和以项羽为首的楚军为了争夺领导权,在关中地区展开了长达4年之久(前206～前202年)的“楚汉战争”,结果,刘邦胜了项羽,成为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西汉王朝。西汉王朝是在农民起义领袖的相互厮杀中建立起来的,残酷的战争不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战争也使得社会凋弊、经济萧条,从而造成了汉初社会废墟满野、贫穷至极的特殊历史环境。“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     

新时期监事会的业务监督——以中日两国董事义务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上的监事会，是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执行进行专门性监督的常设机构，该专门性监督能否取得实效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明确监事会的业务监督权限是提高监督实效的关键。本文通过与日本法的比较研究，以2005年公司法增设的勤勉义务（Duty of Care）为焦点，对公司法修改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业务监督范围及内容进行了新的解读与探索.     

论文学理论中命名的意义和合法性

命名是文学理论阐释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文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正确认识和认真把握的一项内容。命名不仅要具有认知功能,还要具有价值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身的合法性。     

略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与富国强兵思想

中国古代为维系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从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基本思想出发,积极调整统治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经济,把发展农业视为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把农业经济看成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把富国看作是强兵的基础,把强兵视为统治安定之本,形成了重农积粟、开疆拓土的安邦定国思想.     

以协商民主来提炼民意

完善的民意表达机制,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与基础.民意具有合法性、可塑性、扩散性等特征.民主与民意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更具操作性的程序与机制使民意得以优化、提炼与升华,克服了民意的盲目与冲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实现形式,推广协商民主,使民意传递机制制度化、正规化.     

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提倡收集整理歌谣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而当新诗被普遍认为缺乏必要的美学质素，写作者们四处寻求解困策略之际，歌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新诗的可能性资源之一。除在理论上把新诗与歌谣的关系作为一个话题加以探讨外，一些写作者也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地借鉴歌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新诗借鉴歌谣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安乐死

“安乐死”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由于涉及到种种道德问题,安乐死在我国难以取得合法地位。我国儒、道两家代表的传统生死观对死亡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为安乐死的合法性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