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广泛分布。由此确立的集权国家与个体小农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一时期国家与小农之微妙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具体表现及影响,为我们更深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六朝岭南民族地区开发史两题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认真耙梳和缜密分析,对六朝岭南开发史中西晋编户与实际户数的比例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同时对岭南冶铁业开始起步的时间问题也作了必要的补充。     

汉代朔方郡人口研究

朔方郡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在阴山南麓设置的第一个北部郡级行政机构。为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政治、军事一体化统治,政府主导“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另有驻防将士、归降者、佣工、刑徒兵、仕宦、商人等落籍该郡编户齐民,推行兵农合一的管理模式,力图兴边以强国。该郡多样化的人口输入促进了区域间人口的分化与组合,优化了朔方郡的人口结构,使朔方郡获得关东先进的生产技术、礼制文化等,实现了边郡多民族的融合发展。而朔方郡首次大规模的移民群体成为其统一于汉代多民族国家政体的主要社会基础,开疆拓土则为大一统国家版图奠定了基础。充实的边郡人口巩固了国防,影响了多民族分布格局,孕育了独具特色的边郡文明,为后世边疆移民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于战国秦汉历史转型中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古史发展的转型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使这个时期的史料较之以往大为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的矛盾问题,如经常普遍赐爵与简牍中大量编户民无爵的矛盾,王杖制与简牍中大批七十岁以上老人无杖的矛盾,土地私有为主导与简牍中国家大量赐田、假田的矛盾等.本文指出秦汉时期编户民与吏民的关系与差别,主张只有吏民才与爵位有关;依据简牍新史料主张秦汉时期土地国有占支配地位,土地买卖其实不过是占有权和使用权的交易.本文探讨了导致秦汉编户民具有皇权思想的原因,主张这才是皇权主义的真正基础.     

名籍、户籍、编户齐民——试论春秋战国时期户籍制度的起源

户籍制度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制度,是国家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经济剥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径。春秋中晚期以前,宗族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有效手段,完整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并不存在,社会组织形态表现为“以丁为户”的名籍;春秋以后,随着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宗法政治逐渐转化为郡县政治,“以户定籍”的户籍逐步确立,并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在中国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的编户齐民制度。     

汉代田庄依附人口社会地位辨析

汉代田庄主以雇佣劳动或收取地租为手段控制的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等众多依附人口,除奴婢外,他们不仅在法律上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且在社会现实中,其绝大多数也处在国家掌控之中,承担国家的义务.即使是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非正常社会状态下,田庄中的依附人口即便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在地方割据政权的控制之下.否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都将无法正常运转.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从朝贡成员到编户齐民：明中期对西南土司朝贡的调整及影响

正统至嘉靖时期,明朝对西南土司朝贡的频率与规模、贡品的运输方式、违规朝贡、赏赐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调整,其措施多围绕经济这一因素展开。在此背景下,朝贡的政治功能不断弱化,经济作用持续强化,这加速了西南土司的政治身份开始从之前的朝贡成员向编户齐民转变,本质上是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从之前的间接管理开始向直接管理转变。     

西汉国家权力对蛮人族群的渗透——基于走马楼西汉简所见无阳蛮人的探讨

走马楼西汉简中官府在无阳组织的垦种,显现出其诱导当地蛮民从事农耕的意图。西汉官府导蛮务农,目的是改善蛮民生计,促使其迁出山谷,同化其语言习俗及改造其心性,以提高国家对蛮人地区的控制力度。随着西汉国家权力对蛮人族群的渗透,到走马楼西汉简所属的汉武帝时代,无阳部分蛮人已处于编户体制之内,其日常生活受到王朝行政制度、身份秩序、国家义务、法律规范等影响,并且与政府官吏常有接触。在习惯并逐渐认同官府管理的同时,这些编户蛮人对汉王朝的态度亦日益有别于游离于编户体制之外的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