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会计学专业网络课程教学效果分析和思考 ——以湖南工程学院为例

随着"互联网+教育"的深入发展,网络教育模式和教学手段不断更新,目前国内高校利用超星、中国大学MOOC平台、智慧树等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络教学已非常普遍.通过对湖南工程学院会计学专业课程网络教学进行抽样调查,从网络教学平台使用情况、学生接受度、学习情况、学习效果、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总结网络教学模式的成功经验,反思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网络教学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论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

相对于应试教育和社会化教育而言,素质教育是大学最本质意义上的教育。从教育是学生主体自身的教育看,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正是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性存在,才产生了教师主体性的教育活动。所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教育主体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看,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都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是主体自身这种发展自我的内在要求,构成了其不断成长的内在动力。教育功能的发挥,只有走全面开发受教育主体素质之路,才能事半功倍、业绩卓然。但教育功能的发挥主要不是通过教育者的教育过程和手段来实现的,而是主要通过受教育主体自身的艰苦努力来实现的。所以受教育者主体的确立,就显得特别重要。     

高校学生参与网络组织的类型及动因研究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都促使大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参与着社会活动。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如果不对学生进行合理地引导,很容易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不利于新时期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网络组织在高校学生的日常沟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的参与程度将会影响其日常行为。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型网络组织、群型网络组织和社交型网络组织,心态开放、自信、展现自我、重视自身成长、以自我为中心、依赖心理重、注重现实利益等因素驱动着学生参与网络组织的活动,而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网络组织动因各有不同。     

在线学习是年轻教师成长进步的阶梯

在线学习,又叫网络学习。相对传统学习活动而言,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共享丰富的网络化学习资源;以个体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为主要形式;突破了传统学习的时空限制。在线学习跟传统学习一样,要有针对性、选择性,要持久,要注重终身学习,要注重"学以致用"。只有这样,年轻教师才能很快成长、进步起来。     

一线就业工作者谈就业指导的实践与创新

2014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二十国集团劳工和就业部长会上指出:"要在致力于创造更加充分就业机会的同时,努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他在接受《学习日报》采访时强调,"根据高校毕业生的求职特点和需求,更加注重运用网络信息和网络招聘等新技术、新手段,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加充分的岗位信息、更加专业化的就业指导和更有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以刑法学视角浅谈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

当前我国网络谣言犯罪刑法治理过程中存在着罪名配置不完善、"情节严重"界定标准不够合理、"公共秩序"界定不严格等问题。针对网络谣言犯罪的特点,建议采取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以此来防止网络谣言犯罪的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