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中国10个城市成年受访者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风险水平较高,反映其对食品安全形势较担忧,且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存在信任危机。不过公众的感知控制力较高,普遍认为自己有保障自身食品安全的能力,因此在日常的食品消费中仍然有较高的信心。研究证实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知识层面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公众自我评估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实际拥有的客观知识水平,且真正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产生影响的是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这说明传统缺失模型所倡导的以科普、辟谣为主要形式的致力于教育公众、提升公众客观知识水平的行动能够取得的效果可能非常有限;而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和感知控制力的提升能有效提振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     

影响人际交往的七种心理障碍

1．自负只关心个人的需要，强调自己的感受，在人际交往中表现为目中无人。与同伴相聚，不高兴时会不分场合地乱发脾气，高兴时则海阔天空、手舞足蹈讲个不停，全然不考虑别人的情绪和别人的态度。另外，在对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上，过高地估计彼此的亲密度，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这种过于亲昵的行为，反而会使人出于心理防范而与之疏远。     

政治哲学的三种类型

政治哲学依其承担的学术使命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哲学在政治研究领域的展开,被当作是政治学精华的浓缩;一种是在政治学中与所谓实证研究对立起来的规范研究,主要使命是阐述政治的本质或价值;一种以统一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理论与经验科学为目标。本文认为,政治哲学不仅要阐述政治生活的价值,还要承担起政治学的反思、批判职责,还要把政治认识和政治思维过程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关注政治学发展中提出的一切哲学问题。     

嗜用繁体字的心理分析

目前 ,我发现嗜用繁体字的现象仍相当多地存在于广告招牌商标名称之中。我抽样调查了汉口古田三路罗家墩一条街。那里挂正规招牌的店铺有九十四家 ,而用了繁体字 (包括异体字和不规范的写法 )的就有三十五家 ,其比例为 36.8%。且繁体字的书写形式也是五花八门。例如 :“车辆配件”、“百行广告”、“灯箱”、“缝纫”、“开张大吉”、“书画装裱”等。在这些“繁体字”中异体字占 3% ,例如 :“日加油” ;繁简相杂的占 5% ,例如 :“罗家墩百货商场” ;因繁而错的占 9% ,例如 :“罗家墩家俱厂”。这些人嗜用繁体字 ,大体有以下几种心理 :第…     

证券交易中“买者自负”原则的检讨与反思

资本市场的“买者自负”与普通商品交易中的买者自负原则一脉相承,梳理后者的演变过程,可以透析出前者的历史演绎逻辑.证券交易中“买者自负”原则的适用经历了一般的“买者自负”到建立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历史演变. “买者自负”原则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始终被强调和重视,但也备受争议和质疑,仅凭“买者自负”就让投资者自担风险是远远不够的.资本市场中强调“买者自负”还应当强化“监管有责”和“卖者有责”.     

对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的思考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社会正常秩序和群众生活的影响日益严重,在打击该类犯罪中,如何正确认定则成为执法的关键,从"明知"和"参加"等方面对认定该类犯罪进行探讨以期在实践中能正确适用。     

论德国禁毒法的基础理念

德国禁毒法以特别刑法和行政立法为主,特别是于1982年实施的《麻醉品法》体现了德国禁毒法的基础理念。德国禁毒法建立在“毒品是危险的”这样一个预设前提之上,并希望通过刑事惩罚限制毒品使用的自由,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毒品对于社会的危害。但是,德国现行禁毒法的价值取向和具体立法与德国宪法精神存在紧张关系,同时也与刑法的罪责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存在冲突。而要协调这种冲突,有必要调整禁毒法的基础理念和刑法原则。     

知生知死知我——"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简论

“生”与“死”是孔子学说中没有明言的问题,通过遮诠的表述,孔子表达了对“生”、“死”问题上采用对象化把握方式的反对。孔子对“知生”与“知死”割裂表诠,意在通过不可言说的言说,达到对“知生”与“知死”本是同一过程的领悟。在此领悟中,此在退回到本真能在。知生即为知死,知死即为知我。     

尼采视角中海德格尔的在场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将尼采解读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但如果遵循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中批判基督教道德起源的线索,从他的视角审视海德格尔就会发现,海德格尔本人没有跳出“在场形而上学”的窠臼,因持守着在场的,特别是本真的此在,与世界发生对峙而摆脱不了“怨恨”;因在更加根本的生存论层面上揭示出此在的罪责存在和否定特性,而将“负罪感”进一步升级;因坚持追求虚无的真理,持守存在之真理和此在之生存的结构性关联,而成为“禁欲主义理想”表面的反对者或真正的虚无主义者。由此引发的两位思想家方方面面的争辩,有助于我们辨别二者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异同及其共同的局限,进而找到克服西方形而上学的出路。     

天皇的“二战”罪责探析——兼谈天皇制的保留及影响

《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天皇绝对的权力 ,“二战”时期裕仁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 ,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既没有消灭天皇制 ,也没有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 ,致使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增强 ,影响了日本对战争性质及罪责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