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及标准石油公司的公关轶事

正面对各种压力,洛克菲勒动用各种公关手段,聘用资深律师、收买媒体、拉拢经济学家,取得了一定效果说起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未必很多人知道,谈到约翰·戴维斯·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则不少人都知道。洛克菲勒一度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首富,他能够起家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标准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逐渐成长为石油大鳄,关键是采取了合法而又鲸吞的手     

“不要和美国警察说话”

【正】在电影《不见不散》中,葛优的一句"美国警察可真开枪!"生动地描绘了美国法律赋予警察的极大权力。在美国,当面对警察执法时,要听从警察的指令,否则很容易被控妨碍执法或是蔑视法律,从而遭受到严重的后果。如有不满或是不服,可以上法庭由法官来     

信息链接:《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评介消除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英美两国法治同宗同源,都隶属普通法传统,但是,英美宪政司法制度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别。《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以"英美司法制度比较"为题,刊发了探讨这两个国家宪政司法制度的两篇文章,任东来和颜廷合著的《探究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根源:美国学界几种司法审查理论述评》,力图厘清两国宪政司法制度的异同。     

"肯定性行动"与逆向歧视——以美国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为中心

"肯定性行动"是指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政府照顾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的优惠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大多仅限于入学与就业等领域,但正是在这些领域引发的激烈争议涉及了道德与法律、大学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公平等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因而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争议最终诉诸法律,最高法院曾多次对与"肯定性行动"相关的问题作出重要判决,但一直是就事论事,没有触动这项政策的根本.最高法院的谨慎判决也说明了在法律与道德层面复杂纠葛中对"肯定性行动"取舍的困难,这也使得"肯定性行动"虽然在事实上构成了逆向歧视,却一直延续至今,并还将维持一段时期.     

贸易保护视角下的反倾销措施——美国最高法院首例反倾销案的再思考

本文从贸易保护的视角下对美国最高法院首例反倾销案进行了再思考,结合其国内政治、经济背景进一步探讨了本案对国际贸易实务的启示,并指出进口国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利益在反倾销实践中具有重要影响。     

100多年前的西红柿奇案

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多数人可能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蔬菜,考究的学者可能会按照植物学的定义将之归为水果。然而在100多年前的美国,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的问题居然闹上了美国最高法院。事件源于美国1883年的关税法,其中规定进口蔬菜要缴纳高达10%的税,而水果则不用。     

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和吸纳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是美国社会枪支泛滥的宪法基础.各方对第二修正案的不同理解成为美国枪械管制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拥有宪法最终解释权的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回避接受有关第二修正案诉讼,直到2008年“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和2010年“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中,最高法院终于对第二修正案作出历史性解释:“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一项个人基本权利,适用于全美各地.此举意味着美国各地的禁枪已无可能,限枪亦愈发困难.在这两个判决的法院意见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使用了不同的宪法解释方法,揭示了美国宪法含义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对持枪权截然对立的看法,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的悖论、联邦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张力,也暴露了法官政治意识形态与其司法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度

美国宪法未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职资格作任何规定。在实践中,国会的立法、总统的行为和最高法院的惯例相互作用,形成了大法官的选择、任命、任职和退休制度。在两个多世纪里,大法官的人员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来源于东海岸男性新教徒这样相对单一的构成,演进到今天宗教、地域、性别和族裔背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与此同时,大法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司法理念及其实践等可变要素却正在逐步趋同。虽然法学院教育未必是大法官的充分条件,但拥有律师资格则几乎是必要条件。此外,政治经历、司法经验和军旅生涯等公共服务,显然更有助于大法官候选人脱颖而出。     

联邦最高法院与现代美国公司的成长

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现代美国公司的成长、成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四个方面的贡献:实现了公司身份与法律地位的平民化、人格化;以“正当程序条款”取代“契约条款”,作为保障公司权益的新宪法依据;理顺了铁路公司与独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反垄断法进行合理性解释,最大限度地发挥现代公司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与《医改法》的命运

美国宪法商事条款是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一个重要宪法基石.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高法院力图通过重新解释商事条款,为国会州际商业规制权划定出合理的边界和范围,但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之间的分歧与对立致使最高法院对商事条款的解释与运用出现反复.《医改法》引发的宪法诉讼已经摆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其中主要争议就是如何解释商事条款,由此引发的三大焦点问题是:强制公民个人购买医疗保险是否属于“州际商业”的范畴,如何判断和适用对州际商业产生“实质影响”原则,以及在个人医保问题上如何平衡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应对这三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