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存在过多种流派 ,如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民俗学派、俗文学学派、延安学派等。作为第一个流派的歌谣研究会 ,是一个颇松散的团体和流派 ,其中持乡土研究观点的学者 ,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台静农、钟敬文、罗香林、白启明、刘经等 ,在歌谣研究会流派中占主流地位。本文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及其他研究为个例 ,阐明乡土研究思潮是 2 0世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最早的一种研究思潮 ,董作宾 (以及顾颉刚等 )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 ,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的最初的理论基础。本文从 (1)“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 ,(2 )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 ,(3)考订与考订者 ,(4)综合研究模式的尝试四个方面 ,对董作宾的民间文艺学思想遗产和历史地位作历史的考察。     

《神乌赋》语词考释的总结与思考

尹湾汉简《神乌赋》公布于世已经13年。对13年间学术界考订与注释《神乌赋》的成果进行回顾,发现有些语词经过诸家努力,已得正解,但也有歧见纷纭、难定是非高下,或者缺释、误释的现象。而在《神乌赋》语词考释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则十分值得我们深思,引为鉴戒。     

关于翁同和一封密函的订正

本文作者对1957年7月21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第61期所刊载的张子扬先生所收藏的翁同和戊戌政变后写给友人的一封密函进行考订后认为，此密函是伪造之作。     

以刍荛鄙说到竹帛正言——略论司马迁对口传史料的考订取舍

由于文字材料的缺失和不完备,早期历史著述在较大程度上要依赖口传材料.但口传材料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采录之前必须下一番考辨取舍和编纂加工的功夫,否则就难以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太史公撰著<史记>,对口传史料精审考辨,摒弃荒谬者,采用可信者,或折合诸说为一说,其考订取舍口传史料的方法,堪称中国古典史学著作在此方面的优秀典范.     

薛昂夫事迹补正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薛昂夫"条对薛昂夫事迹的考订有所未尽,并存在一些误订之处,文章依据原始材料,对此进行补正.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中唐文坛元白并称，但对元稹的研究历来萧条得多，以致使一些基本问题长时期未得到解决，如所谓元稹初仕于河东或河中，其实是子虚乌有；所谓段氏志的不同“版本”意味着元稹品行低劣，其实不过是用“邻人偷斧”的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所谓元稹拜相前后曾移居安仁里，其实是误信了《唐诗纪事》、《云溪友议》误合元稹与元载为一人的记载；所谓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其实应作于大和二年；所谓《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作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其实应作于十月前。澄清事实真相，将有助于促进元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李商隐是一位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诗歌的整理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对其文的整理研究,却冷清了许多。这与其唐代文章大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刘学锴、余恕诚二君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在辑录前人考订补笺的基础上,汇集自己考订、补正的新成果,将李商隐所存之文合为一编,重新整理、编次,在最基本的文献层面为李文研究廓清榛莽,且多有新见,其有功于李商隐研究乃至于整个唐代文史研究者实在多多。     

关于史贻直两则史料的考订

对于两则史料的考证表明,与陈元龙随康熙帝南巡驻跸德州,＂酷嗜谈巴菰（烟草）＂的不是史贻直,而是其父亲史蘷。汤右曾没有也不可能为史贻直撰写墓志碑文,钱仪吉编《清碑传合集》中署名汤右曾撰写的史贻直碑文,是有人假托了汤右曾之名,抄袭了刘纶撰写的史贻直碑传一文。     

修订点校本《明史·张居正传》随笔

在修订点校本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中,笔者阅读了<文忠公行实>等13种关于张居正的传记.这些传记对张居正或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或全面赞扬,或回避对张居正的政治活动进行记载.这种状况的形成,各有其时代背景.了解这些情形对正确看待和使用这些传记,甚有必要.前人对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校订,而尚有不少因失实而应予继续校正之处,其他传记与之相异之处也有须加考辨者;对此,文中皆有具体论列.     

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石柱”地名考

民族地区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部分地名具有深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树立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得名于北宋时期记载民族盟誓所建造的“天圣石柱”和“成平石柱”,是民族平等团结的活化石,其所承载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及和谐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石,维护了石柱自治县民族关系长期的稳定,对促进武陵山区土家族地区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民族地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