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论北宋柳、苏词的雅俗对峙

雅与俗是一个分合消长的流变过程.词体文学从中、晚唐发展到北宋蔚为大观,至柳永与苏轼,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趋向--雅与俗的对峙.这种对峙,有着各自不同的源流传承,浸染着宋代文人雅俗两极的文化个性,在词坛审美取向变革的背景作用下,显得尤为鲜明突出.它不仅完成了与东坡言志耆卿言情的构体开派,而且成为北宋词雅俗嬗变的关捩.     

宋明时期天师道的心性思想

道家 (教 )一直都很注重对心性问题的研究。隋唐以降 ,道门中人对心性问题的阐述无不带有儒释之痕迹。宋明时期 ,心性问题的系统阐释是天师道徒发展天师道哲学的重中之重。作者分析了此时期天师道领袖人物的心性思想 ,并指出它们的儒释化倾向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其理论先驱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但进行系统阐发并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儒生的身份出现,但他的儒学却包襄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渗透着法家精神,所以就实质而言,董仲舒对儒学作了法家化改造,完成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这一改造,主要包括对大一统条件下中央集权体制的推崇和对士的体制化的设计等.     

赛莱菲耶思潮探微

伊斯兰教历史上,赛莱菲耶思潮最早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掀起的.公元13世纪,伊本·泰米叶及其弟子伊本·嘎伊姆成为这一思潮的旗手.赛莱菲耶思潮反对凯拉姆学所展开的教义学争辩,呼吁回归原生态伊斯兰和<古兰经>,与此同时,伊本·泰米叶还率先对"创制之门关闭"说提出质疑,从而证明赛莱菲耶思潮所倡导的"循古"并不是教条和僵化的.尤其是伊本·嘎伊姆提出的注重"现实"和在此基础上的合理创制,更不无合理成分.     

严复: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对史华慈严复研究的一个检讨

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为严复作<天演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反驳赫胥黎,替斯宾塞辩护,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严复令史华慈大感困惑的一点: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游移.这多少是因为史华慈深谙西方哲学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而对中国哲学中从荀子到刘禹锡、柳宗元等,在传统的"天人之辩"上,主张"天人相分"的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而严复恰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严复的理路,还可以在儒佛乃至民间心理中寻找到更多的依据,而史华慈所说的"力本论"其实是其一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