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正>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最盛时人口超过百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的自注中,回忆玄宗时代唐朝对西方的交通时称,当时在长安城西面北门开远门外建树了一座堠堡,上书"去安西九千九百里"[1](P54),表示戍人不为万里行。这段记载屡被相关文献征引①,可知在开元、天宝盛世,唐朝政府特别以堠堡作为标志物,向天下昭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据     

唐传奇胡商形象初探

胡商在唐朝的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拟从唐传奇中的胡商形象入手,着重探讨他们的经营特点和心路历程,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对于当前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商品经济社会的研究无疑是有一定意义的.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论唐代的胡商

在唐代商人阶层中，胡商队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唐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水陆交通空前发达；唐政府又执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重视同周边各少数民族及外国的通商互市。这些有利因素，为唐代胡商提供了良好的经商环境。胡商在唐代的空前发展，有力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从《太平广记》看唐代扬州的胡人活动

扬州在唐代是国内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大都市。《太平广记》收录了大量描写有关胡商和胡奴在扬州活动的作品。通过分析扬州胡人形象,可以看出异域文化与汉文化的差异及融通,也可以窥见唐代扬州城市盛况。而透过唐代扬州胡人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也可以探看汉民族共同体对于胡人曾经有过的群体想象。     

爱珠与惜身

唐太宗在继位之初，曾召集大臣商议朝政。他对大臣说：“曾经有个西域胡商，购得美珠，害怕被人偷走，便剖开自己身体，把珠子藏进去，人们皆笑他爱珠亡身。倘官吏受赃，君主好利，最终导致身家两败，岂不是与胡商一样吗？”     

试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胡商形象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商贸活动较为发达,特别是大唐帝国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往来尤为活跃。唐五代笔记小说中主要描述了珠宝、药材、小商小贩三类胡商,本文对胡商形象及所反映的胡汉关系试作分析。     

胡商·胡马·胡香--唐文学中的外来文明和唐人精神品格

唐代是对外开放的盛世,对外来文明多所吸纳.其中胡商、胡马、胡香是与唐人生活联系较为紧密的外来事物,它们在唐人文学中的表现,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大唐社会及大唐人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