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事件、脆弱性与中小企业适应能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中小企业需要对外部事件冲击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同时培育短期应急管理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外部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并对员工个体、团队、组织和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不同事件特征维度下中小企业脆弱性产生的管理区域不同,进而影响其相应的管理工具选择.中小企业应根据事件特征及企业脆弱性区域,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应对策略.     

周作人元旦枪击事件新探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11号家中遭刺客枪击,因子弹打在钮扣上而侥幸逃过一劫。此次枪击事件与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在时间上相互重叠,人们普遍认为枪击事件是促使周作人附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周作人在当时抑或事后对此事的解释总是避而不谈或自相矛盾。回顾整个枪击事件可以发现,这一事件并不是促使周作人落水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枪击事件导致了周作人附逆日伪政权,不如说是周作人借此事件将之前已存在的附逆行为公开化了。     

校园排球运动的发展取向及途径研究

排球作为一项重要的体育运动,深受人们喜爱。在校园中,将排球运动发展起来,对学生锻炼身体,培养学生团结奋斗的精神都会有巨大的帮助。因此,文章对校园排球运动的发展取向及有效发展途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希望能为体育教育同仁们提供一定的借鉴。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埠要闻

2014年2月24日,市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 5、2016国际帆联世界杯帆船赛亚洲站将继续在我市举办。国际帆联世界杯帆船赛是国际帆船联合会年度重要赛事之一,系奥运级别帆船赛事,项目设置与奥运会帆船赛一致。该赛事2008年在澳大利亚首次举办,迄今已有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迈阿密、西班牙帕尔马岛、法国伊尔、荷兰梅德布里克、英国威茅斯和波特兰、德国基尔和中国青岛等著名国际航海城市先后举办过分站赛。为加大帆船运动国际化推广力度,国际帆联决定自2013年起,将世界杯帆船赛扩展至全球,在亚洲首次设置分赛站。继2013、201 4两届世界杯帆船赛成功举办之后,青岛再次成功申办201 5、2016赛季世界杯帆船赛分赛站。     

情境与互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动力机制——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变化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和互惠文化背景,其特有的社会情境通过影响群体情绪存量推动着群体行动的发生和变化。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表明,在情绪存量递增的过程中,个体情绪不断被激化,逐步实现群体行动的情绪动员。在情绪被充分动员的基础上,乡村社会固有的互惠文化通过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者积极性、防止群体成员"搭便车"以及动员内外部资源参与群体行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从而有效地调动和整合了资源,促使群体行动产生和发展。     

“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

"舆论搭车"是社会公众基于"共情"产生的关注舆情事件、引发舆情目标转移、倒逼公权力介入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舆情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在面对"舆论搭车"时出现了不作为、不配合、不妥帖、不矫正等问题。政府"双微联动"能够引导"舆论搭车"趋向,增强舆论传播的快速性和精准性,形成舆论传播的集群效应,规避和弱化"舆论搭车"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双微联动",构建立体化政务信息传播新格局,提升政府"双微联动"的运营能力,搭建政府"双微联动"实施框架,更好地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