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诗文创作对文学“自娱”功能的回归

文学"自娱"功能是文学与生俱来的特性。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五柳先生"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酣觞赋诗,以乐其志",言其赋诗著文与饮酒相同,而不是为了"荣利""得失"。这种说法虽非首创,但仍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秧歌与大变动时代的知识分子

秧歌，一种源于北方民间的文艺形式，它是民歌与戏剧、舞蹈的简单结合，节奏强烈，剧情单一，带有强烈的滑稽笑乐色彩。它原是在过年或其他节日等农闲时节，农民自编自导自娱自乐的一种消闲方式，其功能单一，无非图个红火热闹。此外，它和民间几乎所有文艺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情欲挑逗、宣泄的味道，代表着草根阶层粗犷而本真的一面。     

文艺创作“发愤”“导达意气”说初探

中国古代已经注意到通过创作发舒郁积愤盈的情思意气可以减轻心理压力,而相当重视艺术创作对作者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并在魏晋南朝形成了有大量创作实践为基础、有众多艺术家参与建设而有相当理论深度和一定美育价值的"导达意气"说,即"发愤"以平愤自娱的创作论.它体现了当时文人借艺术以实现自我、由人的自觉走向艺术自觉的趋势和忘却烦忧的强大社会心理需求.愤发于创作并于创作后平愤的模式,重在发抒平前之愤,最能催人奋发直面人生,而在创作前和创作中平愤,其助人安歇也不该否定,因为艺术的社会作用本来就是多向的.     

农村自娱文化与互动文化对宗教的挤出效应差异——基于河南48村345份农户调研数据的检验分析

根据世俗化理论、俱乐部模型、精神合作社假说,本文利用在河南农村的调研数据研究了自娱文化、互动文化供给与村民信教之间的关系。分析村级和农户调查数据可得:对于村庄而言,互动文化供给增加比自娱文化供给增加能够更显著地降低村庄内信教比例;对于农户而言,互动文化供给增加显著降低了农户宗教选择概率与参与程度,而自娱文化供给则与农户信教呈现共生性。这说明,农村互动文化供给比自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更强。     

从明星表演到全民自娱自乐——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变迁

2004年10月8日，各大媒体都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第三套节目）今起正式改版，对原有34个栏目进行了调整，减至22个。开创了中国综艺节目先河的央视名牌栏目《综艺大观》成为首批被淘汰的栏目之一。”至此这档于1990年开播，融相声、小品、歌舞、杂技、魔术等为一体，有着14年历史的综艺节目终于成了明日黄花。14年在中国并不久远的电视传播事业中并不算短，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说都是看着《综艺大观》长大的。     

韩愈俳谐诗述论

韩愈诗歌中,俳谐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在古代文人中尚不多见。根据内容及表现方式的不同,韩愈俳谐诗可分为“俳谐诗”和“杂俳谐诗”两种。对其艺术特点作了剖析,并对其写作目的和原因进行了探讨,强调了韩愈个性因素和“诙谐纵谑”、“舒忧娱悲”的诗学观对其俳谐诗创作的影响,肯定了这类诗在审美趣味、题材和表现方式上的创新价值。     

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论道家美学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

道家美学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诗词中展现出的崇尚真朴,傲视荣贵的思想品格;提出了寓意于物,游于物外的审美态度;其被贬谪期间的作品展示了他看穿忧患,随缘自娱的超然的人生境界;在文艺创作上提出了随物赋形、成竹于胸、反对雕琢、因任自然等重要理论观点。     

韩愈文学思想中的个体生命意识

韩愈主要受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强调生命个体的情感在创作中的动力作用和本质特征。从感性生命第一性出发,韩愈在诗歌创作审美风格上尚“奇”。韩愈深刻地认识到,人的个体生命需要精心地维护,诗文对人的个体生命也具有超脱和维护作用。韩愈将诗文的这种抒情审美娱乐功能概括为“舒忧娱悲”和“以文为戏”。     

娱悲舒忧:陆游文学思想之核心

"娱悲舒忧",这是陆游对诗文特质的认识,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他对文学的其它见解,也多与此相关.本文具体分析了"娱悲舒忧"的理论内涵、学术渊源和它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并考察了其内部修养上对"气"的重视和外在表现上对风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