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转冷峻豪气兼婉约——论邵燕祥的诗

在共和国建国初期的50年代,邵燕祥的诗是以热烈奔放、赤诚纯真而赢得人们的赞美的.然而,作为一位正直的诗人,他不愿违背自己的良知,被讥为不识时务.诗人因此获咎.诗人复出后,创作风格有很大的变化.由激情趋向冷峻,由一位乐观向上、热情奔放的诗人一变为善于思索、富有理性美质的诗人.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摹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探析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论忏悔意识演进的三种精神层次

忏悔是人类独有的思考方式,是对无罪之罪的自我发现和道义承担。在道德公识、信仰、良知三种缘由指称下的忏悔实际上完成了有罪个体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人格飞跃,显示出自我疗救的价值意义。忏悔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精神向导的作用,方兴未艾的新世纪文学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可贵品质,显示出文学救济人心的现世功用。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