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剧变，自有多方面的原因。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导致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从意识形态迷茫．滑落到理想信念崩溃，无疑是剧变的思想根源。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领导已经注意到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并且不惜人力、物力，加大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无奈苏共中央无视客观世界的变化．一味简单化地、教条主义地强行灌输。加上苏共自身的渐次蜕化，以致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     

苏共亡党应成为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材——苏共亡党对中共廉洁政治建设的启示

苏共亡党是世界政党研究的典型案例,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重教训.“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是苏共蜕变腐败的“总病根”,等级授职制加速“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同体监督机关则无法对“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执行机关特别是各类一把手进行监督制衡,进而形成庞大的特权利益阶层和官僚腐败集团,因而,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苏共既无力遏制和解决越演越烈的自身腐败问题,更无法经受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而中共是按苏联模式建党、建国、建政的,现行权力结构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特征.中共必须把苏共亡党作为执政兴国的重要鉴镜、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教科书,推进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突出执政队伍的质量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苏共“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性状与危害分析

权力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党制度安排的基本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顶层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苏共执政74年间,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抛弃了列宁晚年关于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原则和改革实践,创制并固化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重合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这一权力结构模式是一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战时权力结构,是一种压制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集权领导制度,是一种导致治理能力层层弱化的组织制度,是一种无法保障党的纯洁性的同体监督体制,因而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等级授职制选人用人、权力无法监督制衡、权力垄断腐败并溃败等制度缺陷,最终无人也无能替"天下"负责。     

浅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政治信仰危机的历史教训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产生了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政治信仰危机直接导致了苏共亡党亡国。分析其政治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对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我党在全国胜利在即,毛泽东想去莫斯科一趟,与斯大林商讨建国方面的有关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访苏一推再推,久未实现。后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了西柏坡。这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苏联撤走专家的前前后后

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     

苏共为什么选择冯玉祥?

冯玉祥真正引起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注意的,乃是他导演了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当时,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前线作战,冯玉祥乘机倒上司吴的戈,使吴大帅这个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从此一蹶不振。苏联与冯玉祥的相互利用苏共与冯玉祥算是邻居,但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时,最初并未看上冯。苏共最先去北京找吴佩孚,可惜人家已经有英国主子,于是又千里迢迢跑到广州找孙中山。只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     

从干部任命制的视角解读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写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

苏联解体、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研究成果丰硕,其观点众说纷纭。本文拟从苏共干部任命制的视角来解读苏共丧失政权的原因,希望对人们进一步深刻理解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有所裨益,也希望对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所警示。一、苏共干部任命制的演进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是指在任用干部时,无论是以委任方式产生的干部,还是以选举方式产生的干部,都统一由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或党的上级负责人来直接任命或变相任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权力运作机制。干部任命制发端于苏共建党之初,并一直延续到20     

贝利亚在1953

正1953年,是54岁的贝利亚人生中离最高权力最近也是跌落最深———直至被处决的一年。贝利亚的1953年充满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戏剧。贝利亚的道路贝利亚是从情报工作开始自己革命生涯的。贝利亚为人精明、智力超群,他从事肃反和情报部门的工作,表现出色,并很快得到不断提升。1922年,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嘉奖他在这项工作中的成绩。1923年,国家政治保安局通令表彰了他,还奖给他一件武器。正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