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究竟是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简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中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至今风靡一时。但是"全球史观"究竟是一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却尚无定论。基于斯氏"全球史观"的概念与内涵,以及从斯氏"全球史观"引发的思考,可以认定,"全球史观"不能算作史学方法的新创造,而是传统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学理想,这个理想换了一层新衣,即史家对新千年人类普遍焦虑与迷茫的一种应对与安抚。     

"非师范类"院校之公共史学课程建设

高等院校中的历史学专业受到学科性质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路径相对偏窄,而属于基础教育类别的历史教师逐渐成为"师范类"历史系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进而对广大"非师范类"院校历史专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公共史学课程的设置成为突破高等院校历史学科建设瓶颈的有效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历史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协调理论教育与实践培养的逻辑关系,而且有利于拓宽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促进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公共史学课程的建设要求高等院校重塑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构建以市场和公众需求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结合国家教育部关于新时代"新文科"建设和实践课程发展的政策要求,利用综合性院校的学科多样化优势,注重历史学与经济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加强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北京最老的大型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下篇)

曾经的国家体育场 先农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体育场所,那时首都的体育场没有更好的,所以一切重要比赛都在先农坛.由于50年代中国体育也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状态,友好的苏联、东欧的代表队都到这里与中国球队进行比赛.     

试析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的传入与确立、具体的史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史学方法的更新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 ,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他们所倡导的进化史观、客观的治史态度、广泛的史料范围和严谨的治史方法在奠定我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历史学家借助历史范畴或概念整理 ,编排和解释历史事件。“现代性”概念是 2 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范畴 ,它指出了大多数国家 2 0世纪历史发展的目的。本文讨论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征的内涵及其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     

试析布哈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

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继续坚持和捍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结合俄国的实际，针对当时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总结过去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系统地阐发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他认为，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内部、积累和消费之间保持综合平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重温布哈林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无疑会给我们以很好的教益和启迪。     

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