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时期知识分子的艺术画卷——《在酒楼上》简论

与传统白话小说大异其趣而登上现代文坛的新型小说,自鲁迅始;而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的旧套及其内涵,凝聚着历史的深度和映照着时代精神,并形成我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艺术高峰的代表作,却不能不说是甚少为人注视的《在酒楼上》。 《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2月,正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低潮时期。鲁迅后来回忆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     

鲁迅的命运自审与抗命运观照——自传视野下的《范爱农》

自传主题表达的是与人格相关的个人历史,《范爱农》的悼亡主题下就隐藏着自传主题。从《哀范君三章》(1912)到《范爱农》(1926)的诗学转换暗示了鲁迅以自我表达为重心的写作动机,《范爱农》与《狗·猫·鼠》《尼采自传》的结构呼应则显示了鲁迅以自我命运与性格的自传性写作动机,厦门的写作语境则显示了以“坟”为核心意象的包含着死亡与新生的吊诡心理机制,而《范爱农》在“真实与诗”之间的互动显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自传主题。围绕《范爱农》文本及其周边的考察,揭示了鲁迅将它作为《朝花夕拾》终篇的核心意图——思考性格、命运、抗命运等自传性问题。     

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