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的聚焦与突破——关于明清以来以“豪放”、“婉约”论词问题的回顾与反思

分析考察我国荒政史籍产生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及其在发展态势、编撰特色、记载对象、流传演进、指导现实救荒活动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色。     

1931年洞庭湖区水灾原因及荒政特色

1931年,洞庭湖区遭到了特大水灾的侵袭,灾情十分惨重.民众于大灾之年挣扎度日,其境况惨不忍睹.水灾的爆发既有自然原因,又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湖南省政府的赈灾措施体现出与传统荒政和当时国内其他地区荒政的不同之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荒政的近代化进程.     

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va-zha)与吐谷浑

本文就一些青年藏族学者对藏文史籍中的古族"阿夏"(va-zha)并非与汉文史籍中的"吐谷浑"同源,也非吐谷浑之藏文族名的看法进行讨论。从藏文史籍关于阿夏早于吐谷浑历史记述的真实性问题、关于藏文文献出现"吐谷浑"名称问题、关于藏族来源"四氏族"、"六氏族"传说与阿夏族源的问题,以及藏文史籍"阿夏"一名的由来问题等四个方面,论证中外学者一般均认为"阿夏"即"吐谷浑"的藏文名称的历史事实。     

西晋十六国时期敕勒、月氏胡、粟特在西北的活动

西晋十六国时期，除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胡”外，这时在西北地区（今陕、甘、宁、青）还生活着其他一些少数族类，他们散见于史籍零星的记载中。这些少数族虽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更没有力量称雄一方，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西北地区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徽商与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荒政建设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江淮地区的水利治灾工程、备荒盐义仓的建设,以及灾中和灾后的救荒工作,为江淮地区荒政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而言,徽商参与明清江淮地区的荒政建设呈现出时间、空间和内容上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而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与徽商供给江淮地区荒政公共产品中"利他主义"之面纱下的"利己主义"驱动有关。徽商不吝赀财地向江淮地区有选择、有重点地投入荒政公共产品,一方面有利于屡遭灾荒袭击的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进入官绅阶层、实现在侨寓地的土著化创造了条件。     

论那彦成的荒政保障建设——以嘉庆十五年甘肃灾赈为例

嘉庆十五年,甘肃发生大面积旱荒,灾民情状可怜,社会情形不安。时任陕甘总督的那彦成遵循赈恤民瘼、以纾民力的救荒思想,积极配置赈济资源,构建吏治防腐机制,使得荒政卓有成效,深刻反映出官员的实心实力是荒政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研究那彦成的荒政保障建设,可推进清代甘肃荒政研究事业的前行,也可资鉴现实。     

略论历史上的禹和大禹崇拜

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成为公而忘私的典范,其本人也受到了历代人民的无限崇拜.由于夏朝无文字记载,故对于历史上有无夏禹其人,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考究<尚书><诗经><史记>和<论语><孟子>等有关史籍的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夏禹其人,而所以出现种种矛盾的记载,与受传说的影响和将其他治水英雄的事迹也归入到禹的身上有关.后人崇拜大禹,除禹治理水患,造福百姓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与后世儒家为了替自己的学说寻找理论依据及劝说封建帝王推行仁政而着意推崇和拔高有一定关系.     

汉代救荒对策论略

汉代荒政已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汉政府在救荒实践中 ,往往能从战略高度出发 ,在灾前、灾时和灾后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备荒、救荒的策略措施。本文从文献资料出发 ,对汉代的救荒对策作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分析。这些措施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它对于今天预防灾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博戏相易轻：六博引发的争端

六博引发的争端常见于史籍,前提条件是六博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广泛流行,同争端往往附属于重大历史事件、富有戏剧性和冲击度亦紧密相关.六博引发争端的原因有四:一是六博通过掷采行棋,并非公平的智力比拼,有时令输家难以释怀;二是六博带有浓厚的赌博性质,刺激人的好胜心,使人们对胜负表现得更加在意;三是对博时常饮酒助兴,致人情绪亢奋,容易出现过激的言行;四是六博的参与者存在身份地位的差别,无法排除现实层面的干扰.这些方面突出反映了六博的特质,故而与统治者禁止博戏的出发点以及知识阶层批判六博的宗旨多有重合之处.     

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

唐初官服"异文",即官绫图纹中的"大、小科",它们应该与中、西亚起源与盛行的联珠纹、对兽纹有密切关系,故在中晚唐的史籍文本中被记为"异文",但其已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因此,总体上应归属于唐初由窦师纶创制的"陵阳公样"图纹内涵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