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

赛典赤在云南的施政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统治者进入中原后统治思想及治策的变化。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施治可以看出 ,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的内容和影响十分复杂 ,既有“四等人制”下重点对汉族的压迫和防范 ,也有在信任边疆少数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土官制度。就云南等南方边疆地区而言 ,蒙元民族统治政策的后一部分积极意义较为明显。因此 ,有必要对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作更深入的研究     

清代新疆治理变迁的政治组织性分析

清朝统一新疆之前,新疆地方缺乏实现社会政治统一的政治组织力量。经由清朝统一之前各方势力的胶合、博弈,再到清朝统一、反清运动与建置行省,新疆社会治理的变迁趋势由分散型权力格局、多族群分而治之而走向治理同质化,这是一个逐渐实现统一与稳定的历史过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力量对于新疆地方治理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分散而非统一的政治格局不利于新疆社会政治的发展。     

明代监察机构刑事司法职能研究

明代的监察机构体系包括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以及地方总督、巡抚和行省提刑按察司及其分司.该机构各部门在分别独立行使行政监察职能同时,分别独立行使刑事侦查、刑事审判、执行刑罚、刑事司法监督等刑事司法职能,因此在明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依省划分是民族划分中常见的一种方式.民族行省划分,发端于明清之前的民族政区划分.明清时期,在许多史籍中频频出现按行省划分民族的方式,西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族行省划分思想在当时盛行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划分方式.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的产生和盛行,既是对民族政区划分的沿袭,更和当时实行的行省制和土司制有关.此种划分方式易被人们所接受,因而民族行省划分的思想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现阶段我国市(地)级政权体制改革的思路探析

位居我国政府架构中第三层级的地级市,由于经济上市县争利,行政管理上削弱了县级自主权,又限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导致调节城乡关系乏力,其地位和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取消地级管理层,最终实行省直接管理县体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但目前其条件还不成熟.现阶段,我国市(地)级政权体制改革应走"弱市"之路,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全面推行"省管县"体制做准备.     

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

金行尚书省和蒙古国燕京等处三断事官，是元行省制的两个直接来源。元世祖朝，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和半固定化行省分别沿用金行尚书省和蒙古国燕京断事官二模式，同时又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军事需要。世祖末成宗初，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无行省逐步过渡为地方最高官府体制。固定化、半固定化行省的普遍设置，确定的辖区范围，宰执衔撤销和群官负责制的形成，兼领军民和不定期迁调，乃是完成此种过渡的四个必要条件。     

略论高卢行省城市发展的“罗马化”特质

罗马在大规模向外扩张过程中,利用政治优势与霸权主义向广袤的地中海区域推广城市化运动(Urbanization),使城市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与中央强权政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期间,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行省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突出,成为帝国西部行省城市化的典范。文章主要从文化教育、城市生活两个方面,讨论高卢行省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所彰显出来的罗马化品质。     

纳速刺丁征缅考

相关史籍对纳速剌丁征缅的记载多有疏漏讹误之处,以致后人常常误会。本文考证了纳速剌丁首次征缅的年代,并分析了其此次征缅的目的、性质及在缅国所招寨数、户数。同时,纳速剌丁虽然1280年被诏征缅,但笔者考证出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出兵。     

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

元代,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六行省所肩负的使命可分综领军民、总兵戎、镇护供军三类。六行省在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宗王、重臣多方控驭,其拱卫和较直接治理边疆的功能颇为突出。在西部北部边疆的治理控驭诸举措中,六行省是主导力量。由于六行省设置及多维的配套保障,分寄式中央集权在西部北部特定场域下得到了出色发挥与最大限度的优化。六行省还积极实施了西部、北部六七个地域子文明的新整合,这无疑是汉唐以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开拓和少数民族区域子文明逐渐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框架的重要步骤。     

喜迎新春 欢庆佳节 不断开创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尊敬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 在虎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隆重举行省直单位老干部迎春联欢会。在此,我受春贤书记、周强省长委托,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表示诚挚的问候并致以新春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