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政治分析

对调解制度的分析通常是法律文化分析的路径,本文突出政治的视角对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解析。调解制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采用“世袭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与绅权互动的“双轨政治”、“重刑轻民”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具有“从中间人、调解人、仲裁人到法官”的一个连续体中的多重角色和宽泛的职权范围密切相关。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试析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其先祖赵必次是南宋皇帝的宗亲，南宋末年流亡粤，必次的曾孙宗远定居浮石，逐渐繁衍成今天浮石地区庞大的赵氏宗族。建国前，赵氏宗族遵循宗法家族制及儒家文化，聚族而居，以宗族自治，强调祠堂和祭祖的重要性，修族谱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极大地团结族人，并巩固了绅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建国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及族权系统，但由于农业的手工劳动方式，血缘宗族家族依然是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浮石现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猜猜乾隆与和绅的“不解之缘”

在整个大清王朝的历史上，乾隆一直是个不可忽略的君主，与之相对，和珅则是臭名昭著的“顽、奸、贪”的恶臣。相对英明如乾隆，却宠幸劣迹斑斑的和珅二十余年，是君臣相得，还是别有隐情?是乾隆看错了和珅，还是和珅钻了乾隆的空子?最近《铁齿铜牙纪晓岚》一播再播，人家旧话重提，讨论起来又没有答案，真成了“千古奇谜”。     

雄踞地方三十年——浅析民国时期无锡绅界领袖钱孙卿

中国有着官绅合治的传统,一些绅士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并在地方事务取得了较大的支配权。民国时期,钱孙卿以其才干、品德、见识和影响成为无锡绅界领袖,他担任了市公所的总董、县商会的主席,雄踞地方三十年,其对无锡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都有相当多的贡献。文章描述了钱孙卿从政之路,探讨其在地方舞台上崛起壮大与长盛不衰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治的运作与地方政治家有更深更新的认知,也希望后人不要遗忘无锡历史上这位优秀的地方政治家。     

民初云南绅耆的社会地位与角色

民国建立，云南绅耆不仅没有边缘化，地位反而越居显要，无论在政坛还是地方社会中都充当重要角色，活动甚形活跃，绅耆通过重新分化组合，趋时应变，变化身份，保持了既往的权势地位，这一历史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辛亥革命虽完成了政治上的鼎革，社会鼎革似未出现，历史的延续性仍然很明显。     

常州话绅谈与街谈之离合融变

常州话在其历史演变和延续中留下了重要痕迹--绅谈和街谈,为方言的动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20世纪初乃至更早时期里,常州城里出现绅谈与街谈两种口音的常州话,使用人群有别,两种口音有共通相同之处,又存在鲜明的区别性特征.从绅谈与街谈的曾经共存到如今的融合共体,表明社会语言的变迁与其依傍的社会土壤和气候有密切关系,在多元化大融合的时代,语言的融合变化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