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沿海与内陆川粤文化经济的异曲同工

皆有落后皆有繁华古代岭南(广东)发展较晚,文化经济比较落后,是著名的贬官之地。而古代四川“其地四塞,山川重阻”,被称为“西南夷”、“蜀无姓”。因地理环境,两地都曾有一段时间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也都铸就了两地克服困难,向外突破的开拓精神。     

叙事结构的显性与隐性——《海上花列传》叙事艺术解读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取得了巨大文学成就的吴语小说,具有极大的解读空间。若将叙事结构分析和文本解读结合起来,则可避免误读作者真正的写作目的。小说对叙事结构的选择,在显性层面上体现了对《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优秀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在隐性层面上,则反映出作者对海上花国这一主题的世界观层次的理解。作者并非以揭发狭邪之恶、警醒人心为目的,而是出于人道主义,怀着对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深切同情,完成了这部小说。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清史列传》和《碑传集》的特点与史料价值

《清史列传》和《碑传集》在所传人物范围、资料来源、称谓、履历详略、公私事以及皇帝的恩谕的记载上都有差异，其史料价值各有长短     

对传统的继承与颠覆——论《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以极富表现力的吴语写就，虽限制了读者范围，但成功表现了人情物态，并带动了吴语小说的崛起。作为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它以有别于传统狭邪小说而颇似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近真倾向，打破了中国古代言情说部的叙事常规，在“平淡而近自然”的白描中凸显出的市民意识。作者在创作中自觉因袭六部“奇书”的艺术精华，但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小说的内容特色自觉活化为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     

从《哈剌哈孙传》看《元史》列传的问题

《元史》列传的编纂和史源问题是元史研究的基础课题。已往研究多关注《元史》列传取材于元人碑文,尚未探讨这种做法本身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元史·哈剌哈孙传》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前代修史方法不同,《元史》有的列传直接取材于碑文,这是明初修纂《元史》的政治需要。取材碑文却未及甄别,使列传带有对传主歌功颂德、讳言真相的痕迹,不能真实地记录传纪人物的活动,并多有漏载讹误,使《元史》列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部史料汇编。今人在利用《元史》列传时要具体分析,同时把补正《元史》列传的错误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去做。     

论《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女性形象——兼谈金富轼的女性观

高丽时期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列传中不仅记载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宿将、名臣、文人、逆臣,还极为难得地出现了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尽管所体现的类型不同,但都是基于儒家道德规范而凝练成的典范,其身上蕴含着浓厚的时代教化意义,并进一步反映了金富轼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