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与秦汉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变迁

南方丝绸之路纵贯川滇黔,是我国古代西南夷地区联结内地的交通大动脉,它在促进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变迁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南丝路沿线的持续经略,改变了西南夷地区的政治格局,逐步实现了西南边疆与内地行政治理的一体化;改变了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生产方式的变迁;改变了西南夷地区的精神信仰,促进了西南夷地区思想文化领域的变迁。     

沿海与内陆川粤文化经济的异曲同工

皆有落后皆有繁华古代岭南(广东)发展较晚,文化经济比较落后,是著名的贬官之地。而古代四川“其地四塞,山川重阻”,被称为“西南夷”、“蜀无姓”。因地理环境,两地都曾有一段时间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也都铸就了两地克服困难,向外突破的开拓精神。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     

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以高玉柱的事迹为主线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向政府请愿的一个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新中国的民族承认政治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仅仅是国家权威的产物,亦非仅仅是仿照前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结果,而是这个国家与自辛亥革命以来涌现的少数民族承认诉求之间达成的一种协商结果。中国少数民族并非仅仅是消极的被构建者,他们具有能动性,会应对新的情势来构建新的自我。     

秦汉帝国向周边的扩张

<正>秦汉时代对外关系,应该可以分成两层:一个是抵御强大的北方游牧帝国——匈奴;另一个则是,秦汉中国如何与其他具有各自背景的族群相处。长城沿线族群的混合和重组匈奴本来只是北方草原上许多游牧民族之一。秦汉统一中国,在相当于今天内蒙古的高纬度,游牧和农业两大帝国长久对峙。秦始皇将战国时代北边诸国的长城,整合为"万里长城",秦     

汉武帝时代两越西南夷开发之争及文章创作中的文化地理观

汉武帝时代在出兵两越、开发西南夷问题上存在着主开发与反开发的争论,这种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地理观。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开发者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而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则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二者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东汉《白狼歌》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东汉《白狼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它不仅鲜活地体现了东汉时期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还体现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汉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边疆开发、西南夷政治心理成长演变和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北宋招纳和管理西南归明人的政策探析

自北宋中后期起,中央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大规模实施招纳归明人的政策。因时因地,灵活采取不同策略对西南部族进行招纳,并对招纳有功的边臣将士予以奖励。随着归明部族的增多,中央先后订立各种法律条文,逐步完善对归明人的管理,其中,对于一些归明的部族首领则尤为体恤和优待。此外,中央利用归明人在西南地区运输粮草、开通道路、修筑堡寨、维持治安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发展和文明教化,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