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为什么——悼念一棵枫树?——细读《悼念一棵枫树》,并纪念牛汉

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通行解读,不仅与作者牛汉的诗学理念相悖,也很难说清楚《悼念一棵枫树》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将牛汉的"悼念"行为放置在现代人与大自然互为主客体的敌对性关系结构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可揭开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现代性内涵。作为客体的大自然和枫树,实际上是以死亡的特殊方式唤醒了诗人,使诗人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复活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因此,《悼念一棵枫树》表达的是一个被拯救了的生命向自己的拯救者发出的致敬和感谢。     

美国与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1949—1969)

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源于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围绕西伊里安地区主权的领土争端。作为荷兰的盟友和印尼的友邦,美国政府的立场成为决定争端结果的关键。美国是"民族自决"原则的倡导者,但冷战时期其"反共利益"与"民族自决"原则在争端中出现错位,而同盟关系、东南亚冷战局势,以及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等因素的交织,加重了美国外交选择的复杂性。在维持了十余年的中立政策后,美国政府决定牺牲西伊里安土著居民自由选择政治命运的权利,以维护自身在印尼的利益。美国政府在"西伊里安争端"中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演变表明,其推崇的"民族自决"在冷战环境下已演变为灵活运用的外交工具,而非追求的外交目标和原则。     

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符号消费逻辑下城市空间意义的转化——空间视域下的田子坊解读

田子坊作为一个城市空间,它的再生与开发实际上不过是空间的意义再建构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创造出的文化意义,符合了当前文化消费的符号逻辑。因而,在经历了空间意义转化为符号消费对象之后它完成了商品化的过程。     

形式、编码与赋意:论多模态隐喻的具身表征

具身认知本质上是大脑对多模态信息的加工过程,因而图像等异质模态与语言一样,可直接参与隐喻的认知表征。重新检视隐喻的表征过程,发现多模态隐喻的具身表征涉及形式表达、概念及认知情境三个不同的维度,因此"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感官"体验可在形式表达层产生知觉仿拟效果,影响多模态隐喻的识解方向;依托多样化的形式表达,"身体结构"通过"取象赋形"的认知操作偏离其原有意义而成为另有所指的表征符号;"场景"则在与身体的互动中形成认知语境,进而赋予符号新的所指内涵。     

文化趋同与可译性限度

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趋同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差异是英汉翻译中的主要障碍，由于对原语文化的不了解而造成的翻译失误随处可见。文化趋同增加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共核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汉两种语言中民族物质化符号、民族意识化符号、民族地域化符号和民族社会化符号的可译度。     

服装是文化的一种符号

服装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符号,人们可以通过服装这一符号系统彼此进行了解与沟通。服装是人的性别、年龄的符号,是显示人的身份地位的符号,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符号。服装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是发展的、流动的、民族的、国际的。     

符号认识中介作用论

符号的创制是人类智慧的突出体现。符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其作用主要表现为：①它使认识系统中的主客体从浑然一体的状态中得以分化，从而使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得以确立；③它使主体作用于对象的外部活动内化为头脑中的运演操作；③它使人类思想情感的表达和交流成为可能；④它使人类对事物对象的研究更新细，更准确，更具创造性；③它使社会性的认识活动得以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