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宋朝约束官员的老规矩

<正>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老规矩之一:"官员不入酒肆"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据《归田录》     

人性,谋略与智慧

正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公元962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的第三年,秘密地叫人刻了一块石碑在太庙寝殿的一个夹室中,并留下规定,以后皇帝每次来太庙祭祀先祖或新皇帝即位,都要到夹室诵读碑上的誓词。石碑上只有三行字:"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     

明初密疏言事改革的制度化趋势

明初的洪武时期, 是明代密疏言事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个时期密疏言事的特点是: 在对前代密疏言事特点继承的基础上, 明初又有了一定的制度性建设, 这种初步的制度性建设, 既使明初的密疏言事表现出与前代迥然不同的差别, 同时, 也对明代中后期的密疏言事, 产生了深远的直接的影响。历史地说, 明初密疏言事的制度化过程, 是和汉、唐、宋等朝代对密疏言事过程不断完善的趋势相一致的, 也是相联贯的。     

原史群体传史方式及史著文体的演变

上古时期,原史群体经历由巫而史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传史职能不断加强。考察这一时期的传史方式,它经历如下的转变：由口传史向书写历史的转变,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由记注到撰述的转变。这些转变促使史著的文体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体貌特征。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第一次将上古原始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开创了"言事相兼"的叙事文体体式.<左传>的这一叙事特征,其内在成因是对"礼"的记载:作者自觉地将"礼"作为记述历史的中心视点,以事明礼,使<左传>始终参照礼来记事;而"礼"以过程和细节表现其意义,要求记录者对事情的本末和细节特别关注.礼仪的言行相兼及记言明义,使得<左传>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事必兼言的写作手法,由此形成了言事相兼的全新叙事体式.     

太初有“言”更有“事”——言事关系与先秦学术形态嬗变

人类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既反映人类的本质特征又构成人类世界的两个主要面相。所以,先秦史官不仅重视记“言”述“事”,而且将“言”与“事”分别而书。先秦之“言”经历了从神言到人言、从具体之言到抽象之言、从散见之言到结集之言、从格言警句到系统论说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言事关系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向：一是“言”朝着离“事”而独立的方向发展。“言”的形成虽然离不开人类所做之“事”,但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言”的抽象性、概括性越来越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秦诸子立“言”成家,最终完成了对具体之“事”的超离与统摄。二是“事”作为更为本源性的存在,本质上“言”亦属于“事”(人类活动),伴随着人类的觉醒与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人物行事”愈发成为记录的中心,及至《左传》寓“言”于“事”,将经学思想、诸子言论、格言警句、俚语俗谚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事”最终实现了对“言”的主导与统合。“言”与“事”及其关系的演变,与经学、子学、史学的起源、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