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释氏讲唱与中古小说的关系——以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为中心

从民俗佛教和口头传播的角度看,东晋佛教民众化运动过程中佛教徒面向世俗的讲经和唱导活动直接促使了中古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释氏辅教之书在创作主体上有一个由佛教高僧到在家居士再到普通民众的扩大过程。     

“石中皇后”雨花石

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雨花石绚丽多姿,千姿百态,称得上"聚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光辉,孕万物之风采,成石中之神品"。它那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堪称"石中皇后"。雨花石如同一个天地孕育而生的精灵,深藏于不为人知的深处,静静地等待着你发现的那一天。提及雨花石,往往伴随着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古时雨花台上有一座雨花观,雨花观中有一位雨花真人。雨花真人端庄睿智、深藏若虚,经年静坐而绝少宣道,仿佛自己就是一部深奥玄秘的经书。一天,雨花真人开坛讲经,口若悬河,微言大义,     

万斯同经学著作补考

本文对清初浙东学派重要人物万斯同存世的经学著作<庙制图考>、<石经考>、<讲经口授>、以及含有经学内容的万氏<群书疑辨>、<石园文集>等书的版本源流及其优劣进行了梳理,有助于万氏乃至浙东学派、中国经学史之研究.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五台山赞》与《维摩诘经》的讲习者

五台山是佛教之名山,早在南北朝至唐初时代,即盛传为文殊菩萨之道场.维摩诘的化迹也因文殊而远涉五台,并成为五台山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雏摩诘相关的圣迹(石像)、讲诵、礼忏、禅修等方面,对五台山的维摩诘现象进行了考察,着重讨论了它在当时最兴盛之佛教山林背景下所形成的信仰特征.     

对江苏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调查与研究——《靖江宝卷研究》后记

笔者二十年调查靖江做会讲经的过程,对靖江宝卷的口头演唱和“文本”、靖江宝卷的形成和发展、靖江宝卷“小卷”的出现、靖江的“做会讲经”与常熟的“做会讲经”的比较及其与明清民间教派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长期深入的探讨,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宝卷文本,期望能引起研究者的讨论。     

汉初今文经学生死观的文学叙事——《韩诗外传》中的生死考验故事

《韩诗外传》中的以生死考验为题材的故事理论上来源于儒家学说的内部传统但又有所发展,在形成中受到儒家讲经活动内在要求及外在讲授方式的影响。这一题材的故事在叙事形态上有着鲜明的经学特点,其形成与汉初儒家经师的讲经方式和技巧直接相关。这类故事体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高度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以及对生命的珍视和关爱。     

敦煌学视域下唐代长安的三教关系

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保持着密切联系,长安是全国儒释道三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敦煌文书和史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儒士、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佛教、道教为宣教弘道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反映出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