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制度建设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2004年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仍是多事之秋。3月，《新京报》一篇《政协委员炮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引发了“辞书规范”论争，成为自“王同亿抄袭”案以来辞书界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论争；6月，《科学时报》以《学术研究有行规》为题，报道了陈鼓应、王煜对熊良山《道德经浅释》的批评，此后，更有文进一步揭发熊书对《道德经》的胡批瞎解之外，该书还“把大量的巫术、气功混合在一起”，一时间“熊良山现象”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 ,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即已提出 ,但其全面推行则是从国民政府实行“经济改革”时开始的。实施民营化的原因 ,既有财政金融方面的因素 ,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 ,是从统制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变的一种尝试。转变引发了激烈争论 ,而学者的参与使其具有了学理化色彩 ,从一种单纯的利益之争上升为中国工业化模式的争论。民营化工作历时两年多 ,经过了四个阶段。由于客观上不具备实行条件 ,主观上也存在着轻决多变、自相矛盾等错误倾向 ,最终以失败而结束。它不仅未能达到预定目的 ,反而恶化了经济环境 ,助长了官僚资本 ,进一步损害了政府信用     

生命的宣言与告白——“生命美学”述评

应运而生的生命美学 ,选取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从人本身出发 ,从生命活动出发 ,以审美活动作为研究的中心 ,具有原创性、深刻性和当代性的理论品格。作为刚刚诞生的新理论 ,它还显得不够成熟 ,但经过学术的砺炼 ,它的成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庸报》妇女专刊关于妇女解放的论争

妇女问题历来是人们特别关注且争论不休的重要社会问题,是近代报纸媒体关注的重心。部分女性刊物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成长起来,进而成为主要的舆论宣传工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庸报》刊行《妇女铎》和《现代妇女》两份重要的女性专刊,对当时的舆论热点,即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探讨,并形成了三个论争焦点：妇女解放是身体解放还是精神解放,是回归家庭还是走向社会,是自身解放还是民族解放。两份专刊打破了男权社会的局限,冲击了男性话语的垄断,超越两性对立,倡导妇女解放是精神解放,是走出家庭的社会实践,更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这些主张对妇女解放的未来留下诸多启示。     

关于茅盾的几次论争述评

新时期以来,由于中外文化的强烈碰撞与交汇,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蜂拥而入,以及一些文坛回忆录的发表,茅盾从政治、人品直到文学创作遭到全面冲击,并在学界引起了论争。这些论争或正面或负面地影响着茅盾研究的发展。此文就其中较重要者,如胡风、秦德君等人的回忆录和“重写文学史”以及重排文学大师“座次”等思潮中对茅盾及其作品的贬抑、否定而引发的论争,作了较为具体细致的爬梳,以期茅盾研究得以健康深入的发展。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对学院制教育价值的反思——19世纪对牛津大学学院制传统的论争

伴随着19世纪新大学观的兴起,牛津大学以育人为主旨的学院制传统受到激烈的争论。面对种种对学院制的质疑,牛津大学坚持以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以导师制为学院教学的核心和基础,强调学院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独特价值。19世纪对牛津大学学院导师制的论争可为我们反思今天大学的学院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