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早期的译述活动

由于资料的匮乏,学界关于夏济安青年时期创作活动的研究甚少。据研究发现,1937年至1943年,夏济安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从教时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译文,这些佚文的发现对于重新认识夏济安早期创作活动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夏济安参与编辑《西洋文学》月刊为他以后创办《文学杂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二是夏济安早期的译作虽然大部分与文学无关,但却体现了他在翻译上的起步,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为他后来跻身翻译界、成为著名翻译家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种言说策略的"译述"——1910-1920年《小说月报》翻译方式探讨

分析1910-1920年《小说月报》中为数众多的翻译小说的翻译方式,可以对清末民初的"译述"行为提出新的理解."译述"的盛行是创作者(翻译者)、编辑与读者三方默契的产物,同时更说明中国传统的言说主体性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惯性,而这些因素,与商业考量和政治需求一起,共同塑造了"翻译"方式的实际表现形态.     

周珏良“译述”法及其译作《〈李尔王〉分析》

著名翻译家周珏良教授提出用“译述”法翻译文艺批评的理论性文章 ,本文试通过“译述”法在《〈李尔王〉分析》中的成功运用分析译述者的主体性特征——目的性、受动性以及能动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晚清译述风尚及其成因探讨

晚清翻译是继汉唐佛典翻译之后异域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将其定位为"译述"较为适宜.本文梳理了晚清译述风尚从形成到式微的过程,并从译者对佛典翻译的承继以及潜伏其后的文化心态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晚清译述风尚形成的深层原因.     

马林《自由篇》译述与改写的文化调适

《自由篇》的译述与改写是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译者身份和价值观的调适下,其间译述与改写的文化调适主要是文本形态和文本立意的调适,最终指向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种将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调适有助于上层阶级接受西学,从而使得源语文本的西方进步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     

周珏良"译述"法及其译作《《李尔王》分析》

著名翻译家周珏良教授提出用"译述"法翻译文艺批评的理论性文章,本文试通过"译述"法在<<李尔王>分析>中的成功运用分析译述者的主体性特征--目的性、受动性以及能动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

欧洲文明的两大支柱——希腊文化和希伯来信仰,在四千年华夏文明的土壤上,其传播、嫁接的生命力,注定是艰难曲折的。百年租界文化尽管地区不够广,但影响深远,在现代中国文教事业上的开拓性和示范性,不可抹杀。近现代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学院和各种正规学校,首先在租界出现,而最早的现代学校,多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或与教会有关。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教育大约处于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以前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知识为主;到20世纪初,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一飞跃同教会大学是分不开的。特别应注意到:革新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确立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沪江模式"。     

包天笑与晚清小说翻译

包天笑是晚清时期影响很大的文学翻译家之一,他采用晚清译界普遍采用的"译述法"翻译了一批外国小说作品。包氏译作在总体上体现了晚清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其所采用的浅近文言是传统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过渡的特殊产物,它既具有文言文雅洁简明、节奏抑扬的特色,又具备了现代白话文浅近明快、通俗易懂的某些特点,对于推动近代中西文学交流、加快现代语言革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