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村史与民族史——以丰台沟村为个案的村庄志文本分析

祁连山南北麓地区自古就是一条民族走廊。在古代，许多业已消逝的民族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与汇聚并融合。本文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所获辅以口述史的资料，推演出村庄志文本分析的典范。     

谱牒资源开发的经济与文化意义研究

家谱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貌。研究家谱是华夏特殊的文化现象,开发家谱资源,凝聚炎黄子孙,具有经济学研究价值和史实研究价值。     

中华姓氏源流研究与中国社会史史料的利用和开发——以中华彭姓源流为例

本文以中华彭姓源流研究为例,认为中华姓氏源流研究也属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因而这项研究的资料利用和开发也与中国社会史史料的利用与开发密切相关.在从事诸如此类研究的同时所积累的第一手资料,在利用和开发此类课题的资料时所得到的体会,也有助于丰富和认识中国社会史史料的利用和开发,有助于中国社会史史料学学科的建设.     

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

汉晋时期,名士相互之间兴起一种数字化标榜之风。此风由东汉时开始,最先表现在"郡国之书",随着世家大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又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在九品中正制度关于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逐渐明显化之后,乡党清议和"郡国之书"失去了择士的现实功能,名士间依然盛行此风,但往往更多地称述于"志好"相同或"同志"间的士人集团。     

少数民族谱牒档案探析

少数民族谱牒档案是民族姓氏家族记载一氏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口述、结绳、碑刻、纸质等形式的历史纪录 ,是一种珍贵的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其历史悠久、影响面广、内容宏富 ,堪称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 ,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但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亟待人们去开发和利用     

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与高昌王国的家族联姻——以宋氏家族为例

高昌地区出土的《某氏族谱》虽然内容残缺不全,但其中蕴含的信息颇丰。本文主要以宋、张两氏的联姻变化为例,探讨了婚姻对象的选择与家族地位升降的问题,并进而讨论了该谱的出自与存废情况,以及谱牒类型与其功能偏向问题。有关该谱的研究不仅对谱牒学的发展颇有裨益,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家族史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     

浅议虹关“树谱”《古樟吟集》

清代以来，徽州地区方志与谱牒的编修，进入全盛时期。其时，不仅府县乡镇产生了一批体例成熟、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志书，而且诸姓氏族也纂修了大量记述族姓源流、宗族世系的谱牒。另外还有许多学者竞相私撰了各类专志，成书数量之多，实乃空前。民国间，婺源虹关人詹佩弦所编《古樟吟集》，可为一例。这一例且是特殊的一例。因为，一书专记一树，想必在全国也较为少见。     

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探析

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的社会组织 ,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宗族的含义 ,传统上认为 ,“宗者尊也”“族者类也”1“父之党为宗族”2 ,即同出父系血统的人们称之为宗族 ;换言之 ,宗族是指同姓同祖的男系血族团体。现代意义上的宗族概念较宽泛 ,认为宗族是基本上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宗族色彩的活动的、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组织 ,即宗族不仅包括真实的血缘关系 ,还包括拟制的血缘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 ,1 949年以后宗族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 80年代以来 ,随着政策的宽松…     

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丽江木氏谱牒版本源流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谱牒的几种版本进行梳理考证,辨其源流,正其讹误,俾学者得有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