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美德建设的新课题 谈谈家庭在防腐反腐中的作用

目前，党和国家下决心惩治的贪污腐败，不仅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严重问题，更成为千万个家庭痛苦、悲伤、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大敌之一。据中纪委透露，2001年全国共查处腐败等案件17463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735364人。其中县(处)级干部6076人；地(厅)级干部497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6人。而这些腐败官员中，90％以上、     

中国古代社会腐败成因研究

天道社会亡于无效率,人道社会亡于贪欲。纵观我国古代政权,其大多因反贪腐而兴,也皆因贪腐而亡。治贪若不改道则无效,但改道则意味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其难不啻于上青天。从这一点看,清高宗那个"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的反贪腐方针就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反贪腐的墓志铭。     

向懒官懒政现象开刀

正【策划人语】如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一样尸位素餐、为官不为的懒官,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但让一国总理因之而拍了桌子痛斥,可见时下的懒官懒政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可以说,官员的贪污腐败与懒政成了当今官场上存在的两大恶疾。从某个角度来说,懒官懒政也是腐败。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危害社会的"致命伤",那么,懒官懒政则是"慢性病"。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懒官懒政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懒官懒政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     

莫让非税收入成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

大量预算外非税收入的存在侵犯了公民对财政收支的知情权．违背了依法理财的理念,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造成了社会关系的不和谐,是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违背的。[编者按]     

正确看待官场“圈子文化”

张立新在《领导之友》2014年第12期《官场"圈子文化"的危害与治理》一文中指出,官场"圈子文化"已经成为各种不良风气如贪污腐败、耽于安乐、同流合污的温床,成为个别圈子、个别干部违纪违法,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圈子文化"的腐蚀性与危害性。"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圈子文化"是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不仅仅在于滋生腐败,而在于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     

如何做好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工作

建筑企业的纪检监察工作关系重大，如何做好建筑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工作至关重要。建筑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处不体现着建筑带给我们的新享受，一个通过纪检监察工作把关的建筑会带给我们安心的居住、工作、休闲的场所，但若是一个没有通过纪检监察工作把关的建筑，带给我们的就可能是一场灾难。     

加强高校的财务审计监督工作

目前，高校财务的审计监督职能还很薄弱．尤其是近些年高校经济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些违规违纪甚至贪污腐败等问题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追根究底．正是财务管理的失范和紊乱给了某些人“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如何全方位改进高校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防止高校经济领域职务犯罪，减少腐败和浪费现象．使财务管理走向良性发展轨道．成为高校一项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可怕的“没人管”

“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的姜德志，接受《检察日报》专访时分析贪官的共性，披露了一个“制度因素”。他认为官员贪污腐败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有效监督，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贪欲高度膨胀。他列举出几个例子——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成克杰竟然能号称“壮王”。广西南宁一块黄金地段本来已有规划，他一句话就能改变。光这个工程，他就收贿2000万元。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等等。     

为敢说“不行”叫好

正时下,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多栽花少挑刺""只报喜不报忧""你好我好大家好"等不良作风,工作中害怕说"不行",不愿说"不行",不敢说"不行",导致在工作中脱离实际、得过且过、求稳怕乱,形式主义、好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不行"是对事物、观点、决策、做法和结果等的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谈话、报告和批示中,"不行"一词使用得非常之多,成为他口头和文字表达的一个鲜明特点。例如:"‘两个凡是’     

论监督“一把手”贪污腐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近年来,"一把手"贪污腐败的案件越来越多,严重损害了当地经济和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和公信力。研究此类腐败的原因,对症下药,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是从严治党,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关键环节。造成此类腐败既有主、客观因素、也有制度设计等方面原因。本文只对在监督体制上的问题进行重点阐述,并提出针对性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