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

刘禹锡以“诗豪”见著唐代后期诗坛 ,① 纵观其人情诗性的发展生成 ,佛禅的影响既厚且大。从前期唐诗的“士宦禅隐”到后期唐诗的“贬官禅悦” ,刘禹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皆因其对佛禅命意深切独特的颖悟与理解 ;世界呈示的“恒在性” ,使诗人悟到“悟不因人 ,在心而已” ,佛禅之于时空的超越 ,旨在见性归心 ,有此依傍 ,诗人笔下的物事就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透辟的佛理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 ,使刘诗渐渐起了议论因素 ,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变化 ,“似议非议 ,有论无论” ,唐诗发展到刘禹锡时代显露出唐、宋诗缓慢过渡的种种征兆     

明朝贬至海南之官员锐减趋势探因

明朝洪武后被贬谪到海南的官员呈锐减趋势,其原因,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并无本质关系。文化教育引起的生存环境之变化,致使海南作为流放地的因素极大地下降,这是明朝海南流放贬官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明中后期,海南成为维持华夷体系之枢纽。明廷大臣不断呼吁加强琼州国防,以应对周边局势及殖民主义的威胁,使其地缘战略地位急速提升,成为拱卫大陆的天然屏障,此时再将其作为贬官流放之地,显然已不合时宜。     

论唐代的左降官

左降官是在唐玄宗以后大量出现的一种贬官形式,左降官特指因罪而被贬至边远地区任员外官的官吏。在唐代,左降官是一种特殊的贬官形式,左降官不仅集贬官的三种形式即降职、贬为闲职和至边远地区任职于一身,而且左降官在唐代还具有流放的性质。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     

论说因谏言被贬的唐代诗人

唐代的许多诗人在进入官场之前,由于受有传统的仁以献身、义以勇为的立身为人的准则的教育,所以在朝廷为官时多好谏言时政,并以此为臣下得以致君尧舜、辅国利民的应有行为。特别是那些满腹文章又好辨是非忠奸之士,被皇帝和宰相擢为侍御史、拾遗、补阙之职,专给朝廷进谏言、提意见,对象包括批评皇帝和弹劾朝中任何高官的不当行为。然而从皇帝到大小官僚很少有人真心愿意听诤谏之言,因而多是诤谏者自讨苦吃。在唐代诗人中骆宾王、陈子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都是因敢于直谏而被贬斥的诗人。     

寒山子禅悦诗浅析

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的３１０多首诗,按内容可分为自叙诗、风俗诗、隐逸诗、道教诗、佛禅诗五类。其中佛禅诗１５０余首。佛禅诗又可分为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禅悦诗细分又可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和禅趣诗五种。禅语禅典诗直接以禅家语录、禅宗公案入诗;禅理诗和禅悟诗则表现诗人对心为宗本、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解和体悟;禅境诗和禅趣诗是以诗寓禅,或以禅入诗,以诗境表禅境,以诗心会禅心,在山林景色的描绘中蕴含禅机禅趣     

佛教美学观新探

佛教所追求的美,是不同于形式美的道德美、不同于感性美的心灵美、不同于虚幻美的真实美、不同于当下美的永恒美。佛教谓之佛教涅槃安乐、净土极乐、法喜禅悦。对这种本体美的美感反应不是世俗的受乐、欲乐,而是超越情欲享受、不苦不乐的法乐、寂灭乐。佛教否定世俗的美和美感,同时又以毕竟空的世界观和中观的方法论对世俗美采取了变相肯定的态度。于是,莲花、圆、十、光明、七宝、香、音乐、言像等等具备了审美价值。它们构成了佛教的世俗美形态,最终为吸引众生皈依佛教服务。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柳宗元的秘书生涯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山西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晚年贬官柳州,并死于柳州,因又称柳柳州。柳宗元的一生以805年被贬湖南永州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积极进取,平步青云,也是他一生中专职从事秘书活动的时期。     

科举制度下贬官文学的三种形态

贬官文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它的产生又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结果。贬官文学在形式上分为孤愤型、现实型和超脱型３种主要形态。这是根据反映于文学中的贬官经历对文人造成的直接影响来划分的，然而有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现象     

苏轼的科举成名之路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同科登第，在中国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苏轼兄弟是如何创造这个佳话的呢？苏轼贬官黄州时曾说他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答李瑞叔书》），足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一代大文豪的苏轼，青少年时代也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差不多将全部的学习精力都投入到“举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