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棉业是江南历史上重要的支柱产业,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江南棉业海外贸易日益繁盛。海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进程的作用与影响是复杂的,全球性商品竞争和西方文明的刺激使得江南乡镇民营经济遭遇困境,面临危机和挑战,同时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遭遇和命运显示,近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既有来自海外贸易带来的挑战和示范,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独特内涵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着多种路径,难以运用欧洲经验的普遍原则予以阐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基于GARCH族模型的葡萄酒投资指数的波动性分析

对葡萄酒投资市场的波动性进行研究,选取伦敦葡萄酒交易所(LIV-EX)发布的样本区间为1988年1月至2013年11月的LIV-EX Fine Wine Investables Index月度数据,对FWI月收益率序列的平稳性、异方差性进行分析和检验。基于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族模型来描述FWI的波动集聚性、敏感性及其杠杆效应。结果表明,FWI月收益率序列是平稳的,其指数波动具有高阶ARCH效应,并且具有正向非对称的反杠杆效应,但不存在ARCH in Mean效应。     

中美贸易不平衡对美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由于中美双方的贸易差额状况及价值观念等差异所引起的贸易问题。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美国曾多次宣称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形势恶化。文章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贸易收支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并选取1993—2018年美中两国贸易逆差额、美国失业人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失业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劳动生产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对其影响效应更大；从短期来看，美中贸易逆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就业机会。因此，将美国就业问题归结于中国对美长期贸易顺差是不合理、不客观的。     

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

在梳理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相互影响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以受援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1996—2016年接受援助的相关数据,构建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国际发展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发展援助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皆能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援助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其对受援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见,国际发展援助给援助国带来的收益更大。同时,实证结果发现,用于反映运输成本的指标"两国间的距离"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会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应侧重于改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减少两国间的运输成本。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