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系统分析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激发全社会的力量继续推进改革尤为重要。因果链条上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改革的动力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动力系统。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内部根本和直接动力、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动力、实践主体动力、上层建筑的拉动力四个层面对改革的动力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对于处理当下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各方力量全面深化改革有着极大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     

高校青年教师心理资本、职业倦怠研究

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于青年教师。对256名高校青年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其心理资本、职业倦怠特征及两者关系。结果发现:高校青年教师心理资本在不同性别、年龄、教龄、岗位上有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职称、教授课程及岗位的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倦怠存在显著性差异;高校青年教师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与其职业倦怠各维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高校青年教师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资本逻辑下政府宣传策略的改变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来看,资本逻辑导致现代人的异化。作为社会中人的思想引导与思想反映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资本逻辑下的媒体变革中,政府宣传策略又会出现什么改变,用以适应已经异化的"传播者"与"受众"。从以上分析,推论出资本逻辑是美国商业媒体的决策前提,政府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点实现了与其的互惠互利,从而让国家意识形态顺利进入媒介。资本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利用好这种资本逻辑,分析中国媒体的走向,准确把握政府宣传策略的改变。     

文化特色小镇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地方居民作为地方文化的活载体和保护主体,其积极主动的文化保护行为对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将"文化认同"和"个人社会资本"两个与居民文化保护行为有关联的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从而构建结构方程理论模型,探讨影响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机制。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文化认同、个人社会资本和主观规范对其文化保护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互联网深化、信息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平稳性

互联网作为信息搜寻和传播的重要渠道,有利于缓解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稳定企业出口预期,保障出口企业的持续生存。本文首先基于Fernandes 和 Tang(2014)的研究框架将互联网深化程度和出口集聚同时纳入到异质性贸易企业模型,在剥离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础上,从理论视角揭示了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特别是出口持续生存的内在机理与方向。研究发现,不同于出口集聚会同时影响企业的需求冲击和成本冲击,互联网深化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通过贝叶斯法则(Bayesian Rule)使得企业修正其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预期,提高其对目的国市场成本冲击的估计精度,从而在互联网深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较低,有利于其出口参与度和出口稳定性的提高。然而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不影响企业在目的国市场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本文使用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实证检验了本文的理论命题。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降低信息不确定性的微观机制,以推动外贸的平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