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控制：赵尔巽主政湖南的着力点

赵尔巽主政湖南期间,大力推行新政革新,试图通过多层面的改革,达到变革与控制基层社会的双重效用.赵氏试图通过吏治整顿、学堂推广和教化变革等手段,从多个层面重新强化政治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赵尔巽在湖南任上的改革,既是清廷中枢新政革新之顶层设计在湖南一省的实施,同时也带有赵尔巽个人施政之风格.赵氏改革是中国固有之旧制度与知识在西潮冲击之下的调适与变革,赵氏试图以变革为手段,重建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强化官权对民间社会的统摄.     

赵尔巽与清末湖南新政

赵尔巽是清末湖南颇有影响力的巡抚之一.他凭借强大的背景、过人的胆识和坚韧顽强的性格,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在整顿吏治、发展教育、倡办实业、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颇有建树,为推动湖南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浅析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警务改革

在盛京将军任内,赵尔巽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下,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国家主权,对奉天警政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和整顿:改警察局为巡警总局,将卫生归并统一办理,积极收回地方的警察权;为了有效打击胡匪,在乡村裁撤步巡,发展马巡,并组织各村屯联结堡防,增强自卫能力。赵尔巽的改革不但推动了奉天警政现代化的全面启动,而且为其他新政的推行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赵尔巽还将振兴警政作为抵御日本侵蚀中国地方权利的一种手段,在改革中寓兵于警,为奉天地方新式军队的编练奠定了基础。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沈阳百年变迁

在近代沈阳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轨道交通建设历程曲折,但成就卓著.先后经过了近现代中国罕见的铁道马车、早期传统有轨电车、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地铁、轻轨列车、现代化有轨电车)三个垂直递升的历史阶段.轨道交通成为沈阳城市空间生长、整体环境优化、社会健康和谐、市民生活质量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细致地考察其中的每一个发展环节,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城市史和整体的近现代交通史,以及推进现代化交通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试析晚清督抚在华洋军火贸易中的作用

晚清时期,以进口西洋军火为重要内容的军事自强运动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直至辛亥革命前夕都没有中断。同治初年,随着清廷军权和财权的不断下移,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外洋军火进口的主力,各地督抚也由此成为华洋军火贸易中的关键人物。赵尔巽等晚清时期的封疆大吏,通过不断争取军火购买主动权、积极向各大军火商洽谈业务、筹划军火的运输与报销等方式,广泛参与华洋军火贸易。由此可见,晚清军权和财权下移后,地方督抚在华洋军火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显得格外重要。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     

新朝与旧主的抉择--清史馆设置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

民初开设清史馆,前人多持袁、赵二人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之说,实际情形则大为不同。从清史馆的创设及赵尔巽出任馆长,可见该馆的设置并非一帆风顺,其筹建过程折射出在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复杂关系的背景下,新旧观念的交汇状态,也从侧面反映了前清遗臣在新朝与旧主之间亲疏取舍的矛盾立场及微妙心理。     

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原籍辽宁铁岭,世居山东泰安.署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是清末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干才,也是当时比较有见识和作为的封疆大吏.赵尔巽于1903年4月至1904年6月担任湖南巡抚,是清末湖南颇有影响力的巡抚之一.抚湘期间,他励精图治,厉行新政,并把发展教育作为新政的"首务"、"急务"、"第一要务",大力进行书院改制、整顿原有学堂、开办新式学堂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而且,赵尔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督抚大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仍不乏借鉴意义.     

姚永概《清史拟稿》考论

姚永概于1916年被清史馆聘为协修,至1921年共撰写列传稿30余篇.其稿本《清史拟稿》行文虽简,记事较繁,传文总体偏冗长,附传则远远简略于《清史稿》本.史实考订的确切与疏误亦与《清史稿》情况大致相同.对于后人所诟病的国史馆大臣传重汉轻满、重文轻武的情况,姚永概稿本并未染及.后人指责《清史稿》史传有家传谀颂之病,在姚本中亦未见之.姚永概传稿基本未被《清史稿》采用,原因主要是清史馆馆务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