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审时势方成大事——权臣韩侂胄被函首安边的悲剧对当今领导的启示

在历史上,因为善于审时度势而做成大事的人大有人在,因不善于审时度势而失败的人也比比皆是,如南宋的韩侂胄.韩侂胄凭借皇亲的身份面见吴太后而在拥立宁宗的过程中立了大功,由此得到宁宗的信任,又因韩后得立而得到强大的内援.在此基础上,他在政治斗争中胜出而掌握大权,但最终却因没能对时势进行很好的把握而身首异处,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庆元党禁述论

庆元党禁是南宋统治阶级中的韩伥胄集团与赵汝愚集团争权夺利而引起的一场打击理学发展的政治风波，在南宋政治与学术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全面地论连党禁的起因、经过、历史影响，并客观地评价了双方的主要历史人物。指出庆元党禁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两宋历次反对理学潮流的总爆发。批驳了完全否定庆无党禁的观点，从改变吏治，整顿科场风气、严格荐举制度、整顿学术风气等方面，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用粗暴的政治手段限制和打击学术流派的局限性。     

宋代经筵讲义体的发展

经筵的讲稿则为经筵讲义.经筵讲义是道学的产物,与道学之兴衰相始终.宋孝宗在位期间崇尚道学,促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而随着宁宗朝的宰相赵汝愚被贬死,道学名士纷纷被逐,道学被斥为“伪学”而遭禁止,于是经筵讲义开始衰落.道学的地位在宋理宗朝正式得到帝王的确立,与此相应,经筵讲义的发展在理宗朝也达到顶峰.     

读《闲来笔潭》偶得

今年端午．得吴官正同志亲笔题赠之《闲来笔潭》，喜而拜读，感奋以赋。     

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

对于朱熹<楚辞集注>的成书时间,学界多有歧见.<集注>的成书原因,论者多谓"有感于赵忠定之变",亦有失简略.事实上<集注>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成于庆元四年;<集注>的写作并非只是朱熹一时激愤之举,而是朱熹建构其文化学术体系的缜密安排.<集注>写作的情感因素是多元的,既以申汝愚之冤,又以申"忠君爱国"的理学集团之冤,更寄寓了朱熹对屈原的知音之感、对父亲的追思缅怀以及对赵汝愚乃至宁宗对自己知遇之恩的感激等多重情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