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现代转型的发展路向及其启示

禅宗在近代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佛教自身革除旧弊以求发展的逻辑要求下,凭借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等固有思想蕴含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价值,通过教内外的努力与作用,在传统丛林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世俗化、生活化、教团化、学术化等几种新的发展路向,它们彼此关联又各具特色。总结和反思禅宗现代转型的这些发展路向,可以为探索佛教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

中古道教仙传中,"食桃修仙"母题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探究该母题产生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桃"被仙化的多重原因。就外因而言,桃被仙化与神仙信仰的广泛流传有关。就内因而言,桃被仙化与桃特殊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进而以"食王母桃"这一母题为中心梳理"食桃修仙"母题的流变。该母题的流变与桃被赋予的神效和异形密切相关,由此导致"食桃修仙"母题呈现出神异浪漫的美学风格。     

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曹操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就历史评价而言,其文学成就虽然不小,但是逊于二子曹丕、曹植。迹其文学生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诗歌创作量较少,且以四言为主,文章基本为实用性的政令文,因此缺乏文学地位;其二是,在高度发达的建安文坛,文学理论讨论日盛的状况下,鲜有对文学理论的论述和见解,缺乏理论总结。事实上,曹操实实在在是一个文坛指引者和理论践行者。在语言上他以为政论文应该遵循"指事而语""反对浮华"的创作要求;在作者方面,他反对"学问肤浅,所见不博"的创作者;在说理上,认为只有经得起"悉难"才是巧文。他的诗歌创作则体现出一种大情怀、大悲悯的阔大气势,彰显了"文以气为主"的美学风格。统观诗文,处处体现对文学"经国之业"的追求。曹操虽然给后世留下的创作理论仅存只字片言,但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为诗为文的基本要求与框架下展开,甚至可以说,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经国之大业"的美学追求实际上是对其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督导工作实践研究

教学质量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来说,教学督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做好教学督导工作,能够使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大幅度提升,为现代社会培育出更多的优质人才.概述教学督导,明确教学督导的职能,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督导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工作实践路径,可供高校参考.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合情推理能力的培养实践

新时代发展给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新的要求,教育领域可谓是重中之重。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教育改革是势在必行,教育已经不再是单单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是教育改革的重点难点。让学生得以全面发展,充分运用所学知识,举一反三的探索和分析。小学数学是学生培养合理推理能力的初始阶段,所以本文着重介绍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合情推理能力的培养,并且提出有效培养措施。     

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践行“五进”精神,树“德学”风尚——来自广州工商学院的探讨

当前高校学生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通过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指导思想,引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广州工商学院实施的“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教育理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一种科学育人观,它本质上以学生为本,重点内容是大学生必须养德和修学,而“进课室、进图书馆、进实验实训室、进体育场馆、进社会”的教育活动,进一步引导学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本文将对“德学”“五进”进行探讨,在高职专科院校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形成科学、可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隐喻还是现象:重思传播学视域下的身体问题

身体研究在元理论层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分别侧重于身体的象征意涵和感知意涵,即作为隐喻的身体和作为现象的身体。这种辩证认识论有助于审视传播研究如何进入和架构身体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将注意力投射在身体的主体性焦虑上,从媒介进化史和文化展演的角度出发,发掘了身体在场的技术语境和象征价值,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在日益沉浸化和交互化的传播环境中,身体又被塑造为赛博格的新隐喻和超越话语的新物质实践,这分别是建构主义的延续和反建构主义感知的物质化转向。未来,传播学视域中的身体研究需要高度重视认识论问题,从学术现象讨论转向学术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