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陈元胜《诗品辨读》述评

陈元胜《诗品辨读》内容丰富 ,体式多样 ,在原文释义、难句辨读、籍贯考证等方面 ,亦时见胜义。但在品文校勘、人物生平、生卒、籍贯及文义诸项 ,也有不少误漏存在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释义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论其意旨的两句话似须重加标点,作为重文的"矣心"字当读若疑,并且其一字为句,其下之语是对于它的说明.这样句读的理由在于<小(日文)>一诗所涉及的"疑"有多种意蕴,并且"疑"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用法,所以<诗论>作者将其意义限定而予以特指,以准确说明<小(日文)>诗的主旨.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化学教学的“设疑—研讨”模式

提出了“设疑—研讨”教学模式 ,并运用于中学化学教学中 ,通过设疑、讨论、总结和评价四步教学法 ,培养了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政治课“激凝·讨论”教学模式优化选择的实践与研究

政治课教学“激疑·讨论”模式,不同于传统的讲授法单向信息传递与谈话法一对一信息交流的模式,而是由教师主动设置疑问(激疑),以引起学生兴趣并质疑,然后通过师生间的互动讨论(释疑),最后求得共识与真知(无疑),从而培养学生的求知能力与主体意识,并进行思想政治上的自我教育。     

试论“动态”的数学课堂教学

通过对中学数学新教材的教学，结合新教材的编写特点和学生探究性学习的开展，对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开展“动态”的课堂教学，给学生提供开放的、自主的、趣味性强的、参与度高的学习过程，培养学生应用数学思想思考和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进行探索。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