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研究述论

已有研究成果认为,东亚书记处是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俄共（布）中央的机关,是共产国际负责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共产国际或俄共（布）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对华机构。通过对这些论点及东亚书记处存在的质疑,认为共产国际、俄共（布）最初对华机构经历了从远东局到东方民族部,再到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组建始末

共产国际为指导中朝日等国的革命 ,组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过去对其组建的具体情况不很清楚 ,本文运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远东局组建过程进行全面考证 ,基本弄清了它组建的过程 ,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为全面研究远东局 ,进一步研究远东局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拒赴莫斯科再评价

陈独秀政治生涯和莫斯科有着密切关系,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提到他三次拒绝去莫斯科.通过对俄罗斯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的研究可知,中共五大前后,国际代表也多次提出让陈独秀去莫斯科,最早提出陈独秀赴莫斯科是远东局;以往研究者只注意到陈独秀几次拒绝赴莫斯科,却没有注意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拒绝他赴莫斯科;中共中央把陈独秀拒赴莫斯科作为开除其党籍的理由是不合适的,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召开过审议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会议.     

国民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再分析——陈独秀不是主要责任者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到底谁最应该来负这个责任?随着俄罗斯档案馆一些资料的开放,我们有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可能。在笔者看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其失败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其无可推诿的。当然,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去指责谁,而是总结经验,以史为鉴。     

浅析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性质的认识是有关中山舰事件研究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实际上,事发半年后,远东局通过深入考察广州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明确指出中山舰事件源于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是“反共”、“反动”的事件,事件后广州政府政策整个右转,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窃取了广州政府的权力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远东局与联共（布）一样反对北伐,但理由与其不同,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发生转变。远东局还认为应加强国民党中的工农成分以影响国民党,最终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论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北伐态度的影响

北伐战争是伴随着国共合作而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高潮,它对推动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对北伐问题,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顾问和驻华机构远东局有着不同的态度。远东局对北伐的态度,除了执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外,还依据他们身居中国而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判断.本文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就远东局的北伐态度、这种态度对中共产生的影响及具有的政治意义进行分析探讨,还历史的真实.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均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工作。远东局设计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入闽作战计划,导致蒋介石趁虚而入攻占了黎川。黎川失守后,远东局主张予敌以打击后西击南昌方向,遭到中革军委和李德的反对。福建事变后,远东局再次提出向西进军,中革军委和政治委员会均持反对意见。远东局和政治委员会均未提出援闽方案,而是主张坐收渔利,导致丧失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契机。随着战事的紧张,远东局的军事代表施特恩与中革军委的矛盾尖锐化,政治委员会开始直接领导反"围剿"斗争。远东局和政治委员会同意中革军委的撤离中央苏区计划,但又迟迟不能下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