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的困境：身份焦虑与价值迷失

农民工的困境在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一种身份焦虑。即在一种特定的城乡二无结构社会里,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的跋涉过程中身份的暧昧不清:他们追求城市人身份而不得,又无法回到农村的既定轨道,从而事实上不得不辗转徘徊于乡村伦理和城市法则之间。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迷失在《挪威的森林》中的现代都市人

村上春树代表作品《挪威的森林》彰显着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压力和深刻的时代烙印,书中所流露出的那份孤独和无奈深入人心,将上个世纪60年的日本都市青年内心深处喧嚣过后的孤独感再现到世人面前,尤其是其中所暗示的生活态度,能够帮助人们去面对孤独。作者不断呼吁人们去找寻自身的归宿和原点,发掘人生和自我的真谛。当那份喧嚣中的孤独变得不再可怖,也许可以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中催生出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迷失的文明 ——析莱辛《野草在唱歌》中殖民权力的分布

莱辛小说《野草在唱歌》为读者提供了殖民时期南部非洲殖民生活的广阔图景。小说运用象征手法,以独特的视角深度剖析各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揭示殖民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通过分析殖民时期社会经济与法律制度的演变进程,梳理出殖民地时期殖民权力在南部非洲分布的具体状况。欧洲文明迷失在非洲大陆是殖民主义者追逐私利本性驱使下的必然结果,而由此产生的殖民主义与种族制度赋予了殖民者无上的殖民权力的同时,也完全剥夺了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公民权利,使非洲大陆与这块大陆的主人承受了无尽而深重的苦难。     

文化视野下中国书法的消解与重构

文化属性是书法的本质属性。站在文化书法的视角,传统书法经典构成唯技法化,过于狭隘,不利于书法本体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当今被高度关注的文化书法又过于玄虚,技艺元素成为其软肋。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书法应包含笔和用笔、墨与用墨、纸与幅式、结构与字势、宇组与行气、布白与意境、文字与情感等要素。这种新的书法构成图式,有利于当代书法的科学发展。     

身份的晃动与晃动的身份

身份作为一种标示的定义 ,它不是由血缘组成的 ,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我们生存在一个多元的社会背景下 ,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但正是因为这种多元和可能性使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变得模糊而不明确 ,个体身份被分裂成无依据的碎片 ,晃动不定。那么 ,如何弥合自我碎裂的身份 ,获得完整意义上的生存 ,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个体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认同·追求·迷失——论乡村女性的知识分子情结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男性作家笔下出现了众多淳朴善良而伟大的乡村女性,她们因自身与知识、文明的疏离,以及历史积淀和个人经验积淀的影响,形成了难以释怀的知识分子情结。这种知识分子情结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对男性的爱情选择中,她们认同的是男权化了的价值尺度;在与男性相处的过程中,她们追求的是男尊女卑的男权观念;在对男权文化的认同与追求中,她们不自觉地迷失了自我。     

精神归途的迷失与守望——《沙床》阅读札记

葛红兵的《沙床》是一部深刻思考人类终极命运和揭示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心灵无所依傍的小说。对存在与虚无的质疑,对爱情和病苦的直面,对天地万物的审视和谛听,对生命和青春流逝的悲情和无奈,对孤独和隔膜的探寻和反诘,使得这部小说在世纪末情绪的总体氛围中呈现出卓尔不群的人文光辉,透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表象,超越声色犬马和醉生梦死的浅层,     

如何走远不迷失

他去美国念电影学院时已经26岁了，这件事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告诉他：纽约百老汇每年有几万人去争几个角色，电影这条路走不通。他义无反顾地去了，这个曾经羞涩腼腆的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那么结果如何呢？     

理性迷失后的伦理困囿——麦克尤恩《爱无可忍》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伊恩·麦克尤恩的《爱无可忍》是一则关于现代社会伦理困囿的启示录。小说通过紧扣"援救热气球"和"同性病态迷恋"两起核心事件,解构"我"以理性为名的科学推理过程中做出悖论式伦理选择,回避道德承担,因此陷入伦理身份的困囿,在重构伦理意识努力中遭遇理性迷失的尴尬。作者对理性的讥讽和人性复杂性的解剖顺应了当今英国文坛后现代语境中现实主义回归的潮流,寄寓着重构伦理意识、唤回文学社会责任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