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我弥留之际》主要人物形象解读

以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为指导,分析《我弥留之际》的异化主题,通过解读主要人物艾迪、安斯、达尔的性格和形象,可以见出,本德仑一家在护送艾迪遗体到杰佛逊镇埋葬的历程中,在经历洪水与火灾的考验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性本身是如何被扭曲和异化的,并由此见出夫妻背叛、兄弟反目、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病态家庭关系,艾迪的报复性、安斯的自私性和达尔的疯狂性,以及《我弥留之际》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的腹葬习俗及其演变

根据史诗传说、民间故事以及相关的调查研究,可知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亲族分食死者尸体的腹葬习俗.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习俗逐步演变为砍牛送葬.     

从山东画像石看汉代送葬与祭祀礼俗

在出土的山东汉画像石中,有几块极为罕见的送殡图和祭祀图,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汉代丧葬风俗,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详和粗糙,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齐鲁葬俗的重要史料.     

论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的仪礼传统——以送葬仪礼为中心

本文是对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祭祀仪礼田野考察的研究报告.作者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和四川美姑彝族毕摩深度访谈基础上,实地观察东巴和毕摩主持的祭祀仪礼,探讨纳西族东巴教和彝族毕摩教的仪礼传统.作者详细记录了东巴和毕摩送葬仪礼的仪程,并对仪礼蕴涵的宗教意义进行了阐释.